汪元量的友人李玨跋元量所撰《湖山類稿》，稱元量“亡國之戚，去國之苦，艱關愁嘆之狀，備見于詩”，“亦宋亡之詩史”。“宋亡之詩史”，是汪元量詩的主要特色。《醉歌》10首中，“聲聲罵殺賈平章”，揭露賈似道之流荒廢政事，貽誤國家的罪惡；“侍臣已寫歸降表，臣妾簽名謝道清”，直呼最高當權者太皇太后謝氏之名，痛斥她率先投降的可恥行徑，滿腔悲憤，不愧史筆。《越州歌》20首，描述了元兵南下時半壁河山遭受蹂躪的慘象：“東南半壁日昏昏，萬騎臨軒趣幼君。三十六宮隨輦去，不堪回首望吳云”；“一陣西風滿地煙，千軍萬馬浙江邊。官司把斷西興渡，要奪漁般作戰船”。亡國之痛，悲歌當哭。又有《湖州歌》98首，從“丙子正月十有三，撾□伐鼓下江南，皋亭山下青煙起，宰執相看似醉酣”寫起，以七絕聯章的形式，依次記述“杭州萬里到幽州”的所歷所感、所見所聞：“北望燕云不盡頭，大江東去水悠悠。夕陽一片寒鴉外，目斷東南四百州”；“兩淮極目草芊芊，野渡灰余屋數椽。兵馬渡江人走盡，民船拘斂作官船”。景真情摯，非有切身感受者不能道。《湖州歌》、《越州歌》、《醉歌》是汪元量“詩史”的代表作。其深度和廣度都超出其他宋遺民同類的詩。它記述的史實，往往能補史籍之所未及。
汪元量南歸后，寫了不少詩來反映人民在元朝統治下所過的痛苦生活，如《錢塘》“平蕪古路人煙絕，綠樹新墟鬼火明”，《興元府》“官吏不仁多酷虐，逃民餓死棄兒孫”等，可以看成是“宋亡詩史”的一部分。
汪元量早期創作《居擬蘇武》四首、《月夜擬李陵詩傳三首》，立意、謀篇、遣辭都模仿古詩《李陵與蘇武詩》、《蘇武詩》，痕跡過于顯露。元兵南逼，國勢飄搖，他的詩融入了時代的內容，逐漸形成了自己的風格。他師法杜甫，模仿杜甫的秦州體，自認為"篇篇妙入神"（《杭州雜詩和林石田》），頗有心得。他在顛沛困頓之中，進一步領悟到杜詩“句句好”（《草地寒甚氈帳中讀杜詩》）。他在大都所作《黃金臺和吳實堂韻》中寫道：“君臣難再得，天地不重來”，感到大勢已去而又執著地眷戀故國；在《平原郡公趙福王挽章》中寫“南冠流遠路，北面幸全尸”，聲討元統治者虐待宋宗室。這些詩作繼承了杜甫的沉郁，而又有他自己那個時代所賦予的蒼涼和悲憤。他為挽文天祥而作的《浮丘道人招魂歌》，則學杜甫的《同谷七歌》，深得其章法。南歸后寫的山水詩，偶有明快之筆，但大多數是抒寫寂寞哀愁心情的，如“孤舟行客愁無那，十二峰前十二灘”(《夔門》)。還有一些詩則受江湖派的影響，意境幽窄。
以“德祐之變”為界限，汪元量的詞可以分為前后兩期。前期詞的主要內容是描述宮廷生活。如〔鶯啼序〕《宮中新進黃鶯》寫黃鶯的伶俐，〔漢宮春〕《春苑賞牡丹》寫牡丹的嬌媚,曲盡物態,頗有情致。〔失調名〕《宮人鼓瑟奏霓裳曲》寫宮人的哀怨。這些詞辭采華美，結構縝密，雖然境界不高，但能做到典麗而不堆砌，工致而不晦澀。他的〔長相思〕中的“阿哥兒,阿姑兒,兩個天生一對兒”，則通俗活潑，充滿歡樂情緒。
“德祐之變”以后，汪元量的詞作內容與風格都有了變化。至元十三年赴大都途中，他發出了“目斷東南半壁，悵長淮已非吾土”的慨嘆。在大都期間，在一組〔憶秦娥〕詞中，他寫南宋宮人“強將纖指按金徽，未成曲調心先悲。心先悲，更無言語，玉箸雙垂”，“天沉沉,香羅拭淚行窮陰。行窮陰,左霜右雪，冷氣難禁”，沖破了傳統的“宮怨”作品中的幽愁暗恨，表達了被俘者的苦楚和眷戀故國的心情。其他如〔人月圓〕“不堪回首，離宮別館，楊柳依依”，〔滿江紅〕《和王昭儀韻》“更那堪杜宇，滿山啼血”，都感人至深。這些作品繼承并發揚了陸游、辛棄疾、陳亮愛國詞的傳統，不事雕琢，直抒觀感，言顯意真。南歸后,山河變色，“腸斷江南倦客，歌未了，瓊壺敲缺”（〔暗香〕），孤寂憂傷，眷懷故國，成為這一時期作品的主要內容，而且感情更趨深沉。代表作是〔鶯啼序〕《重過金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