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恨歌》是白居易詩作中膾炙人口的名篇，作于元和元年（806），當時詩人正在盩厔縣（今陜西周至）任縣尉。這首詩是他和友人陳鴻、王質夫同游仙游寺，有感于唐玄宗、楊貴妃的故事而創作的。在這首長篇敘事詩里，作者以精煉的語言，優美的形象，敘事和抒情結合的手法，敘述了唐玄 宗、楊貴妃在安史之亂中的愛情悲劇：他們的愛情被自己釀成的叛亂斷送了，正在沒完沒了地吃著這一精神的苦果。唐玄宗、楊貴妃都是歷史上的人物，詩人并不拘泥于歷史，而是借著歷史的一點影子，根據當時人們的傳說，街坊的歌唱，從中蛻化出一個回旋曲折、宛轉動人的故事，用回環往復、纏綿悱惻的藝術形式，描摹、歌詠出來。由于詩中的故事、人物都是藝術化的，是現實中人的復雜真實的再現，所以能夠在歷代讀者的心中漾起陣陣漣漪。
《長恨歌》就是歌“長恨”，“長恨”是詩歌的主題，故事的焦點，也是埋在詩里的一顆牽動人心的種子。而“恨”什么，為什么要“長恨”，詩人不是直接鋪敘、抒寫出來，而是通過他筆下詩化的故事，一層一層地展示給讀者，讓人們自己去揣摸，去回味，去感受。 詩歌開卷第一句：“漢皇重色思傾國”，看來很尋常，好像故事原就應該從這里寫起，不需要作者花什么心思似的，事實上這七個字含量極大，是全篇綱領，它既揭示了故事的悲劇因素，又喚起和統領著全詩。緊接著，詩人用極其省儉的語言，敘述了安史之亂前，唐玄宗如何重色、求色，終于得到了“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的楊貴妃。描寫了楊貴妃的美貌、嬌媚，進宮后因有色而得寵，不但自己“新承恩澤”，而且“姊妹弟兄皆列土”。反復渲染唐玄宗得貴妃以后在宮中如何縱欲，如何行樂，如何終日沉湎于歌舞酒色之中。所有這些，就釀成了安史之亂：“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這一部分寫出了“長恨”的內因，是悲劇故事的基礎。詩人通過這一段宮中生活的寫實，不無諷刺地向我們介紹了故事的男女主人公：一個重色輕國的帝王，一個嬌媚恃寵的妃子。還形象地暗示我們，唐玄宗的迷色誤國，就是這一悲劇的根源。
下面，詩人具體的描述了安史之亂發生后，皇帝兵馬倉皇逃入西南的情景，特別是在這一動亂中唐玄宗和楊貴妃愛情的毀滅。“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花鈿委地無人收，翠翹金雀玉搔頭。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淚相和流”，寫的就是他們在馬嵬坡生離死別的一幕。“六軍不發”，要求處死楊貴妃，是憤于唐玄宗迷戀女色，禍國殃民。楊貴妃的死，在整個故事中，是一個關鍵性的情節，在這之后，他們的愛情才成為一場悲劇，接著，從“黃埃散漫風蕭索”起至“魂魄不曾來入夢”，詩人抓住了人物精神世界里揪心的“恨”，用酸惻動人的語調，宛轉形容和描述了楊貴妃死后唐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傷，還都路上的追懷憶舊，回宮以后睹物思人，觸景生情，一年四季物是人非事事休的種種感觸。纏綿悱惻的相思之情，使人覺得回腸蕩氣。正由于詩人把人物的感情渲染到這樣的程度，后面道士的到來，仙境的出現，便給人一種真實感，不以為純粹是一種空中樓閣了。
從“臨邛道士鴻都客”至詩的末尾，寫道士幫助唐玄宗尋找楊貴妃。詩人采用的是浪漫主義的手法，忽而上天，忽而入地，“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后來，在海上虛無縹緲的仙山上找到了楊貴妃，讓她以“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的形象在仙境中再現，殷勤迎接漢家的使者，含情脈脈，托物寄詞，重申前誓，照應唐玄宗對她的思念，進一步深化、渲染“長恨”的主題。詩歌的末尾，用“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結筆，點明題旨，回應開頭，而且做到“清音有余”，給讀者以聯想、回味的余地。
《長恨歌》首先給我們藝術美的享受的是詩中那個宛轉動人的故事，是詩歌精巧獨特的藝術構思。全篇中心是歌“長恨”，但詩人卻從“重色”說起，并且予以極力鋪寫和渲染。“日高起”、“不早朝”、“夜專夜”、“看不足”等等，看來是樂到了極點，象是一幕喜劇，然而，極度的樂，正反襯出后面無窮無盡的恨。唐玄宗的荒淫誤國，引出了政治上的悲劇，反過來又導致了他和楊貴妃的愛情悲劇。悲劇的制造者最后成為悲劇的主人公，這是故事的特殊、曲折處，也是詩中男女主人公之所以要“長恨”的原因。過去許多人說《長恨歌》有諷喻意味，這首詩的諷喻意味就在這里。那么，詩人又是如何表現“長恨”的呢？馬嵬坡楊貴妃之死一場，詩人刻畫極其細膩，把唐玄宗那種不忍割愛但又欲救不得的內心矛盾和痛苦感情，都具體形象地表現出來了。由于這“血淚相和流”的死別，才會有那沒完沒了的恨。隨后，詩人用許多筆墨從各個方面反復渲染唐玄宗對楊貴妃的思念，但詩歌的故事情節并沒有停止在一個感情點上，而是隨著人物內心世界的層層展示，感應他的景物的不斷變化，把時間和故事向前推移，用人物的思想感情來開拓和推動情節的發展。唐玄宗奔蜀，是在死別之后，內心十分酸楚愁慘；還都路上，舊地重經，又勾起了傷心的回憶；回宮后，白天睹物傷情，夜晚輾轉難眠。日思夜想而不得，所以寄希望于夢境，卻又是“悠悠生死別經年，魂魄不曾來入夢”。詩至此，已經把“長恨”之“恨”寫得十分動人心魄，故事到此結束似乎也可以。然而詩人筆鋒一折，別開境界，借助想象的彩翼，構思了一個嫵媚動人的仙境，把悲劇故事的情節推向高潮，使故事更加回環曲折，有起伏，有波瀾。這一轉折，既出人意料，又盡在情理之中。由于主觀愿望和客觀現實不斷發生矛盾、碰撞，詩歌把人物千回百轉的心理表現得淋漓盡致，故事也因此而顯得更為宛轉動人。
《長恨歌》是一首抒情成份很濃的敘事詩，詩人在敘述故事和人物塑造上，采用了中國傳統詩歌擅長的抒寫手法，將敘事、寫景和抒情和諧地結合在一起，形成詩歌抒情上回環往復的特點。詩人時而把人物的思想感情注入景物，用景物的折光來烘托人物的心境；時而抓住人物周圍富有特征性的景物、事物，通過人物對它們的感受來表現內心的感情，層層渲染，恰如其分地表達人物蘊蓄在內心深處的難達之情。唐玄宗逃往西南的路上，四處是黃塵、棧道、高山，日色暗淡，旌旗無光，秋景凄涼，這是以悲涼的秋景來烘托人物的悲思。在蜀地，面對著青山綠水，還是朝夕不能忘情，蜀中的山山水水原是很美的，但是在寂寞悲哀的唐玄宗眼中，那山的“青”，水的“碧”，也都惹人傷心，大自然的美應該有恬靜的心境才能享受，他卻沒有，所以就更增加了內心的痛苦。這是透過美景來寫哀情，使感情又深入一層。行宮中的月色，雨夜里的鈴聲，本來就很撩人意緒，詩人抓住這些尋常但是富有特征性的事物，把人帶進傷心、斷腸的境界，再加上那一見一聞，一色一聲，互相交錯，在語言上、聲調上也表現出人物內心的愁苦凄清，這又是一層。還都路上，“天旋地轉”，本來是高興的事，但舊地重過，玉顏不見，不由傷心淚下。敘事中，又增加了一層痛苦的回憶。回長安后，“歸來池苑皆依舊，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對此如何不淚垂”。白日里，由于環境和景物的觸發，從景物聯想到人，景物依舊，人卻不在了，禁不住就潸然淚下，從太液池的芙蓉花和未央宮的垂柳仿佛看到了楊貴妃的容貌，展示了人物極其復雜微妙的內心活動。“夕殿螢飛思悄然，孤燈挑盡未成眠。遲遲鐘鼓初長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從黃昏寫到黎明，集中地表現了夜間被情思縈繞久久不能入睡的情景。這種苦苦的思戀，“春風桃李花開日”是這樣，“秋雨梧桐葉落時”也是這樣。及至看到當年的“梨園弟子”、“阿監青娥”都已白發衰顏，更勾引起對往日歡娛的思念，自是黯然神傷。從黃埃散漫到蜀山青青，從行宮夜雨到凱旋回歸，從白日到黑夜，從春天到秋天，處處觸物傷情，時時睹物思人，從各個方面反復渲染詩中主人公的苦苦追求和尋覓。現實生活中找不到，到夢中去找，夢中找不到，又到仙境中去找。如此跌宕回環，層層渲染，使人物感情回旋上升，達到了高潮。詩人正是通過這樣的層層渲染，反復抒情，回環往復，讓人物的思想感情蘊蓄得更深邃豐富，使詩歌“肌理細膩”，更富有藝術的感染力。
人們對白居易《長恨歌》的主題思想歷來爭論不休，有所謂愛情說、政治主題說、雙重主題說等等。本文作者持愛情說。首先從作品的四個層次來分析，肯定白居易并非像陳鴻寫《長恨歌傳》那樣板著說教的臉孔去描寫李楊故事，而是以“情”作為主旋律，讓主人公的情去感動讀者，使之產生共鳴，取得審美上的極大成功。本文還結合作者生平經歷和社會歷史分析他在處理歷史題材、政治題材和來自民間的人性題材、心理題材的關系問題上的獨到之處，進一步說明唐明皇楊貴妃形象的審美意義。
《長恨歌》一出，關于其主題，便成為歷來讀者爭論的焦點。觀點也頗具分歧。大抵分三種：其一為愛情主題。是頌揚李楊的愛情詩作。并肯定他們對愛情的真摯與執著；其二為政治主題說。認為詩的重點在于諷喻，在于揭露“漢皇重色思傾國”必然帶來的“綿綿長恨”，譴責唐明皇荒淫導致安史之亂以垂誡后世君主；其三為雙重主題說。認為它是揭露與歌頌統一，諷諭和同情交織，既灑一掬同情淚，又責失政遺恨。究竟如何，還需從作品本身去分析。
可將詩分為四個層次：第一層從“漢皇重色思傾國”至“盡日君王看不足”，敘述了安史之亂前，唐玄宗如何重色、求色，終于得到了“回眸一笑百媚生”的楊貴妃。貴妃進宮后恃寵而驕，不但自己“新承恩澤”，而且“姊妹弟兄皆列土”，反復渲染唐玄宗得貴妃后完全沉湎于歌舞酒色。開卷首句既提示了故事的悲劇因素，又喚起和統領著全詩； 第二層從“漁陽鼙鼓動地來”至“回看血淚相和流”，寫安史之亂，玄宗逃難，被迫賜死貴妃，寫出了“長恨”的內因，是悲劇故事的基礎。詩人有意將因玄宗荒淫誤國所造成的安史之亂進行了淡化處理，對二人的生離死別則著意形容，讀者受到的是悲劇氣氛的感染而不是歷史的理性批判。陳鴻《長恨歌傳》“懲尤物，窒亂階”之說是板著面孔做文章，故不能視為此詩的寫作動機；第三層從“黃埃散漫風蕭索”至“魂魄不曾來人夢”，描述了楊貴妃死后，唐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傷還都路上的追懷憶舊，行宮見月，夜雨聞鈴，是一片“傷心色”和“斷腸聲”。長安收復以后回朝時，重過馬嵬，“不見玉顏空死處”。回宮后，池苑依舊，物是人非，纏綿悱惻的相思之情，使人覺得蕩氣回腸；第四層從“臨邛道士鴻都客”至“此恨綿綿無絕期”，寫玄宗派方士覓楊貴妃之魂魄，重在表現唐玄宗的孤寂和對往日愛情生活的憂傷追憶。詩人運用浪漫主義手法，上天入地，后終在虛無縹緲的仙山上讓貴妃以“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的形象再現于仙境。“情”的宣泄已超脫于帝王妃子間的感情糾葛，而更多地帶有詩人的主觀的理想成分，并早已超出了歷史事實的范圍，將主觀愿望與客觀現實的矛盾沖突表現無余。結尾“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二句，是愛情的嘆息與呼聲，是對于愛情受命運播弄，和愛情被政治倫理摧殘的痛惜，此恨之深，已超越時空而進入無極之境。這樣，詩人便以“長恨”表現了愛情的長存，亦即點明全詩的主題。
應該說，寫作之初，白居易至少在主觀上是同意陳鴻的“懲尤物、窒亂階”之說的，后來在《新樂府》的《李夫人》、《古家狐》中還重復強調了“尤物惑人”、“狐媚害人”的主題，明確宣揚性愛之為害，但是又承認“人非木石皆有情”，性愛是消滅不了的，所以解決問題的途徑只好是“不如不遇傾城色”。但在《長恨歌》的實際寫作當中，他又服從了民間愛情故事所表達的人類的向美本能和情感欲望。這樣，整個故事便具有了更為深刻復雜的涵義：既寫了真美，又寫了真惡，并將兩者直接聯系在一起；《麗情集》本《長恨歌傳》有一段話：叔向母曰：“甚美必甚惡。”李延年歌曰：“傾國復傾城。”此之謂也。 這段話大概可以代表中唐士人對這一 問題的最后思考。白居易寫作《長恨歌》時遵循的一條基本原則是：不因為“甚惡”而抹煞“甚美”。盡管其主題最后似偏離了對“甚惡”的譴責，但“甚惡”內容本身畢竟沒有被抹煞，反過來又豐富了“甚美”的涵義。
《長恨歌》一方面是一個重大的歷史題材和政治題材，另一方面又是一個來自民間的具有悠久傳統的人性題材、心理題材。白居易在創作中服從于民族的文化心理和詩人的個性思想，即傳統模式與作者主觀能動作用同時并存，這固然是與詩人的生活經歷和人生觀是分不開的。白居易一生跨中晚唐，他的思想以貶官江州司馬為界，經歷了由積極入世到消極出世兩個階段，實踐了他所信奉的“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儒家人生模式。白居易所謂“獨善”的基本內涵是樂天知命、知足保和，并由此而與釋、老相通，以隨緣任運、委順自然為應世態度。在他的整個思想體系中，“獨善”與“兼濟”并行不悖，“施之乃伊呂事業，蓄之則莊老道德”(《君子不器賦》)，它們是一個完整人生觀的兩個側面。還在遭貶以前，他努力為云龍、為風鵬，并與元稹大力倡導新樂府運動。也正是因為他年輕時候的胸懷大志，頗有挽唐室于既衰，拯生民于水火的政治氣概，才使得他有足夠的氣魄處理這樣一個重大的歷史題材，并以“不惑”來總結唐明皇后半生的政治得失，寫就了《長恨歌》。這樣，在他心目中對唐明皇的一分為二，必然要在塑造形象中反映出來。正是因為一往情深的唐明皇同重色輕國的唐明皇是對立統一體，所以，白居易把這個故事寫成一個好皇帝的悲劇。好皇帝有所惑，終于造成了自己和百姓的悲哀。我們從作品中看到的唐明皇性格的塑造已排斥了理想化，乃是另一種理想化的結果。排斥的是封建統治階級為皇帝們頭上加足光圈使其上升為半神的理想化。而這排斥本身，就包含了城市居民的另一種理想在內，他們從現實生活中皇帝權威下降的土壤出發，把封建統治階級的頭子想象為和他們自己一樣的普通人，一個有愛欲、有苦惱、有錯誤、有缺點的人情味十足的癡情皇帝，簡直同一般愛情故事中的主人公并無差別！他們從另一角度把皇帝理想化了，理想化的皇帝應該和百姓一樣是有血有肉的人，不是神！而白居易從民本思想出發，有條件、并有所揚棄地接受了城市居民的這種對唐明皇的理想化，這樣完成了對唐明皇形象的塑造。詩人被貶江州以后，“獨善”與“兼濟”的地位才發生了轉化，他的精神生活與仕宦生涯逐漸轉軌，終于以“獨善”消釋了“兼濟”，在精神自救的過程中，白居易逐漸從關注社會政治轉向關注個體生命，對于自由人格的鐘愛逐漸超越了對道德人格的執著。 作為一首千古絕唱的敘事詩，《長恨歌》在藝術上的成就是很高的。古往今來，許多人都肯定這首詩的特殊的藝術魅力。《長恨歌》在藝術上以什么感染和誘惑著讀者呢？宛轉動人，纏綿悱惻，恐怕是它最大的藝術個性，也是它能吸住千百年來的讀者，使他們受感染、被誘惑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