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入仕　　丘浚于永樂十八年（1421年）出身于醫學世家。祖籍西廂，世家泉州，其光祖為福建晉江醫科訓導。后遷至海南島瓊山府城鎮下田村（又名朱桔里，今名金花村）幼年喪父靠母李氏教養，勤奮攻讀，聰明過人，自幼習儒讀書，7歲能詩，過目成誦，年十九為諸生。正統九年（1444年），舉廣東鄉試第一。十二年赴京參加會試，不第。入太學而卒業，祭酒蕭镃器重丘浚，以為必致大用。景泰五年（1454年）舉進士及第，廷試當為一甲及第，以策中頗觸時諱，遂以貌寢為由改二甲第一，選為庶吉士。濬在館中，益讀未見之書，聲名日聞。庶吉士散館，授翰林編修。濬既官翰林，潛心研讀墳典，見聞益廣，并究心于本朝典章制度，以經國濟世為己任。

稟筆直書　　時兩廣瑤僮為亂，天順以來，總兵顏彪、都御史葉盛討之不能平。成化元年，都督同知趙輔，右僉都御史韓雍往代彪、盛。丘浚奏記于大學士李賢，言瑤僮之亂在廣東宜行驅逐，在廣西宜行圍困。當屯兵于瑤僮的巢穴大藤峽，蹂踐瑤僮所種禾稼，使之無收，再切斷其他糧食來源，困其一二年，則可剿滅之。李賢善其言，將丘浚謀劃之策獻諸朝。憲宗詔錄其策以示諸將，人咸是之。韓雍采納其直攻腹心大藤峽的建議，擬定了速戰速決的戰術，獲得勝利。自是丘濬之名遂重于公卿之間。濬任編修九年秩滿，升侍講。與修《英宗實錄》，充纂修官。丘濬秉史筆，為于謙澄清不實之詞，“或謂少保于謙之死，當著其不軌。公曰：‘乙巳之變，微于公天下不知何如！武臣挾私怨，誣其不軌，是豈可信哉？’眾以為然，功過皆從實書之”。又為前工部尚書江淵洗雪，“執筆者謂黃竑易儲之奏，出前工部尚書江淵，館臣多以為然。公獨曰：‘聞當時竑教其兄為此，覬免死耳。且廣西書奏用土產紙，易辨也。’索其奏驗之，果廣西紙，眾乃服。”書成，進侍講學士。濬預經筵充講官，音吐洪暢，講對稱旨，憲宗嘉悅。旋撰《續通鑒綱目》，書成，授翰林學士。　　成化十三年（1477），丘濬遷國子監祭酒。濬在任經筵講官時，萌發了纂寫《大學衍義補》的愿望。《大學》原為《禮記》中的一個章節，宋洛閩諸儒特為表彰，漸獨立為書，南宋真德秀征引經訓，參證史事，旁采先儒之論，復以己意發明之，撰《大學衍義》。丘濬以其書“有格物致知之要，誠意正心之要，修身之要，齊家之要，而于治國平天下之要闕焉。”于是發愿續補其闕，既官祭酒，無政事之勞，于是著手撰述。仿真德秀原書體例，“采輯五經諸史百氏之言，補其闕略，以為治國平天下之要。立為十二目，曰正朝廷，曰正百官，曰固邦本，曰制國用，曰明禮樂，曰秩祭祀，曰崇教化，曰備規制，曰慎刑憲，曰嚴武備，曰柔遠方，曰成功化。又于各目之中，分為條件，凡一百十有九，共為書一百六十卷。補前書一卷，目錄三卷，總一百六十四卷，名之曰《大學衍義補》，所以補德秀前書之闕也。”宋理宗口頭上崇慕道學，而實際上縱情聲色，以致權臣外戚，交煽為奸，真德秀撰《大學衍義》，就是針對理宗虛偽的政治道德，他想通過該書，提醒統治者要正心誠意，不能對圣人之言虛與委蛇，故其書側重強調修身，“而不出乎身家之外”。丘濬以其書所衍之義大而簡，于是在補闕時側重實際政事，丘濬指出了兩書之關系，“其詳其簡，各惟其宜，若合二書言之，前書其體，此書其用也。”丘濬在祭酒任上，專意撰述，閱十年而書成。 　　　孝宗嗣位，丘濬乃表上其書，皇帝獎諭有加，詔謄副本發福建布政使司付書坊刊行。濬乃特進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弘治元年，詔修《憲宗實錄》，濬為副總裁官，四年書成，加太子太保。旋命其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預機務。明代以尚書入閣者自丘濬始。既入閣，丘濬進奏孝宗，表示要選擇《大學衍義補》中可以付諸施行的部分內容，請皇帝省覽。丘濬看到明朝成化以來的各種社會弊病，孝宗嗣位之初曾加以革除，但不久舊弊又循然而生。要統治者振作更始并非易事。丘在奏疏中仔細地作了說明。他說這些主張“非若鄭康成之訓經義泛濫無益也，非是王安石之假經言紛更變亂也”，希望朝廷予以重視。丘濬表示，從前在國子監任職，只能寫書而無法使之施行，現在身在內閣，正是施行《大學衍義補》中治國平天下之策的時候了。丘濬表示要陸續奏進治國方略，請求皇帝審閱后，“賜御札批下，會同內閣一二儒臣斟酌處置，擬為圣旨”，傳命有關衙門執行。孝宗答旨，“卿欲有言，具奏來看”。丘濬奏進了哪些方略，史無明載，丘濬留下的文集中，亦不詳記載。證之于《大學衍義補》，丘濬所進，大略有帝王仁政、官制、選舉、兵制、土地賦役、鹽法、海運、常平、貨幣等內容。總的看來，丘濬所論，大抵都沒有在明朝的實際政策中產生影響。孝宗時，無論選舉、官制、鹽法、土地賦役都出現了種種弊端，亟待改革，推陳出新。而在各地實際執行的政策中，已經或多或少地有了一些變化，如官制中內閣之權趨重，選舉中三途畸輕畸重，賦役制度的均徭法，九等戶制的劃分等等。而上述變化在《大學衍義補》中沒有它們應有的位置和應該得到的估價。濬經科舉入仕后徑官翰林，以至入閣，未嘗一歷地方之任，對于北方的黃河流域和商品經濟較為發達的江南均無直接體驗，丘濬的知識限于從書本到書本，至多也不過征詢于來京的官員，故其所論不免有迂闊而不符合實際的地方。如丘濬的海運之議，受到嘉靖、隆慶時被譽為才臣的萬恭的批評。又如官制之議，丘濬既頌揚太祖罷相以來的體制，卻又要求公孤等官要名副其實地具有責任和義務，這完全背離了明朝的政治現實。 至于仿周禮而要求戶部掌教化百姓等論，皆不過以復古為高，殊屬可笑。丘濬奏呈的意見大約皆窒礙難行，故并未對當時的政策發生具體的影響。

拯救典籍　　弘治五年（1492年），丘濬上疏言經籍圖書之事。他十分強調經籍圖書的重要性，故而《大學衍義補》中有“廣圖籍之儲”的條目。丘濬認為，圖籍中保存了古今帝王豐富的統治經驗和臣民必須遵從統治的道德規范，具有極高的政治價值。同時圖籍記載了國家的山川、人物、風俗、物產和朝廷禮樂刑政的演變和發展。這些精神文化財富是十分珍貴的，“今賴（其）知古，后賴知今者也”。丘濬請求朝廷對經籍圖書要給予充分的注意和愛護。他陳述了太祖在建國過程中就注意訪求遺書，“既平元都，得其館閣秘藏，又廣購于民間，沒入于罪籍”。故明初圖籍儲存不減前代，為一時盛況。迄至太宗，雖急于經營北京和北部邊疆，“猶聚眾千百纂集《永樂大典》，以備考究”。丘濬列舉了當前經籍圖書保存中出現的種種嚴重問題，單說現今內閣所收藏的經籍與永樂時內閣的《文淵閣書目》相比較，已“不能十一”。又近“十年，在內未聞考較，在外未聞購求”，如不采取措施拯救尚存的經籍，將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失。丘濬奏請加強典籍的管理工作，自學士而下，至于專司其職的翰林典各官，要積極清理現存圖書，訪求所缺，珍貴的圖籍，務必抄謄正副，“使一書而存數本”，分別藏于內閣、國子監、南京國子監。各藏書之處要加強管理和保護，防止遺失和蟲蛀濕壞等。丘濬還特別注意對重要檔案文件的保存，建議在文淵閣近地別建庫房“不用木植，但用磚石，將累朝實錄、御制玉牒，及干系國家大事文書，盛以銅柜，庋于樓之上層。如詔冊、制誥、行禮儀注、前朝遺文舊事，與凡內府衙門所藏文書，可備異日纂修全史之用者，盛以鐵柜，庋之下層”。又“內外衙門因事欲有稽考者，必須請旨，不許擅開”。孝宗嘉納丘濬所請，并立即下詔訪求遺書。在丘濬的影響下，孝宗頗為重視圖籍和檔案，史載孝宗甚重《永樂大典》，召對廷臣之暇，必置此書于案，反復閱讀。孝宗還“親灑宸翰，識以御寶”，從《永樂大典》中抄出世人所未見的醫學秘方，“賜太醫院使臣王圣濟、殿內臣寵，蓋欲推之，以福海內也”。流風所及，世宗在位，遂令將《永樂大典》謄抄一份，以利保存。孝宗在位，朝廷政治狀況較成化時大有改善，被譽為中興之主，這當然與丘浚等一批富于學行的士大夫的輔佐是分不開的。

力矯世弊　　英宗以降，皇帝和大臣面議政事漸成曠典，皇帝和臣民都是通過題奏文書的奏進和批答來交通消息的。皇帝深居宮中，易受宦官的影響，時太監李廣以符箓禱祀蠱惑孝宗，廣于是肆為奸利，矯旨授傳奉官，擅奪畿內民田，奏討鹽利等。丘浚憂之，乃以星變為言，提醒孝宗保持即位之初的良好政治，杜絕弊政。丘浚要求皇帝警惕天變，“宜體上天仁愛，念祖宗基業，修德以立本，清心以應務，謹好尚，節財賄，公任用，禁私謁，厘革庶政”。并列舉二十二種時弊，其疏將近萬言。孝宗嘉納其奏，卻未能盡行其言。 六年，大計天下官吏，吏部尚書王恕奏黜兩千人。其中有許多是剛剛上任的官員，他們因其前任留下的問題受累而被降黜。這種現象頗不合理，使良莠混同。丘浚在閣中，借調旨之權，保留了九十多人的職務。王恕對此大為不滿，屢爭不得，乃至求罷。丘浚宣言于人，謂王恕所行不合國家典制，諷示王恕糾正，二人遂至有隙。適太醫院劉文泰疏訐王恕失職諸事，恕竟因是而被免職。文泰常出入丘浚家，言者遂謂文泰疏稿出自丘浚之手，王恕與丘浚益不相能。輿論于浚頗有微詞。丘浚在位，力矯世弊，居國子監及主鄉會試，痛抑諸生險怪之文。言官言事矯激過當，丘浚毫不寬假，面折其過。因此丘浚結怨甚多，操縱輿論的某些言官乃乘劉文泰事件之波，摘丘浚詩句，攻為不經之作，劾其不可居相位云云，孝宗不問。

學不阿世　　丘浚為學，不趨時騖。明代理學大師吳與弼一意在“用敬”上下功夫，要求自己“終日無遽言疾色”，甚至宣揚說，只要衣冠整肅，言動端正，以禮自持，雖不讀書，亦漸有長進。更可笑的是吳與弼以夢見孔子、朱熹而自得，以為修養到家了。英宗征之入京，吳說了一大堆套話，于政事無補，其人徒有虛譽而已。丘浚一點也不盲目崇拜這些所謂的宗師，吳與弼門下高足陳獻章征召來京，丘浚與談，兩人旨趣相去甚遠。丘浚沮其留用，獻章辭疾歸鄉。　　丘浚學不阿世，其議論頗與人殊，如料岳飛未必能恢復北方。歷代史筆以忠君報國頌揚岳飛，北伐前途如何，大抵皆順岳武穆之志，必直搗敵巢，痛飲黃龍，迎回二帝，必雪靖康之恥。然而仔細地分析當時的政治形勢和軍事形勢，高宗以藩支入繼大統，意在偏安求存，南宋雖在南方建立，有宋一代的諸種弊政，無所改造，要戰勝金國，談何容易。大家都頌揚岳飛，丘浚卻料岳飛未必能成功，違乖眾意，招來士大夫對丘浚的反感。關于秦檜，世人獨責之而不責高宗，丘浚疾世人之淺薄，他指出，高宗非幼弱昏昧之主，秦檜非承其意旨，決不敢殺其大將。丘浚在詠史的詩作中，指出高宗應對岳飛之死負責。秦檜秉承高宗的私意，奉行投降茍安一隅之策，殺死一意北伐的岳飛，秦檜之于高宗，當然是有功之臣。丘浚言秦檜之功云云完全是弦外有音。

卒于任上　　弘治七年（1494），丘浚加少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時丘浚因目疾已免朝參，及是右目失明，然性嗜學，雖老疾，披覽經籍不輟。丘浚為官清廉介直，歷官四十年，惟置一園。所居東城私第，面積狹窄，地勢低下潮濕，丘浚雖官內閣，居之不易。弘治八年（1495），卒于任上，年七十六。贈太傅，謚文莊。　　丘浚學問淵博，時人稱其著述之富，為開國以來第一。其主要著述有《大學衍義補》、《家禮儀節》、《世史正綱》、《朱子學》、《重編瓊臺會稿》等。 童年時就有詩名。明末清初大詩人錢謙益編《列朝詩集》，曾選入丘浚的詩，并在小傳中說，丘浚“七八歲能詩，敏捷驚人。生平作詩幾萬首，口占信筆，不經持擇，亦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