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有不少“惜春”詞。暮春景色不外乎柳絮紛飛，杜鵑哀嗚，暮雨淅瀝，抒發的不過是作者的惋惜之情。然而，女詞人朱淑真卻通過豐富的想象力和貼切的擬人手法，將暮春景色表現得委婉多姿、細膩動人，在宋代諸多惜春之作中，顯出它自己獨有的藝術特色。
朱淑真在少女時期也曾“天資秀發，性靈鐘慧”（宋·魏仲恭《朱淑真斷腸詩詞序》），寫過歡快明麗的《春景》詩：“斗草尋花正及時，不為容易見芳菲。誰能更覷閑針線，且滯春光伴酒卮。”──她要趁春光明媚而及時地去尋覓鮮花，去與女伴們斗草戲耍。這不僅因芬芳秾艷的春景不易常見（故而彌足珍貴），更重要的是由大自然的春光喚醒了自己的青春之感，激發了對自己美好青春的珍惜之情（所以對春天倍感可親可愛），因而她不肯為閨中“女訓”“女誡”所拘鉗去拿針縫線學什么無味的女紅，而要歡欣喜悅地舉起酒杯，邀請春天這少女般的伴侶陪自己共度人生之良辰。然而，曾幾何時，在經歷了人世的辛酸折磨之后（傳說她“早歲不幸父母失審，不能擇伉儷”，“乃下配一庸夫”致使“一生抑郁不得志”，“每臨風對月，觸目傷懷”），朱淑真卻給后人送來了悲凄幽悒的《送春》詞。掃視這前后的強烈反差，讀者既可感觸到舊時代的凄風苦雨，又可從女作家不同風貌的藝術描述中領略到不同的審美韻致，從而豐富自己的美感經驗。
詞中首先出現的是垂楊。“樓外垂楊千萬縷，欲系青春，少住春還去”三句，描繪了垂楊的綠姿。這種“萬條垂下綠絲絳”（賀知章《詠柳》）的景色，對于陰歷二月（即仲春時節），是最為典型的。上引賀詩中即有“不知細葉誰裁出，二月春風似剪刀”之句。它不同于“濃如煙草淡如金”的新柳（明人楊基《詠新柳》），也有別于“風吹無一葉”的衰柳（宋人翁靈舒《詠衰柳》）。為什么借它來表現惜春之情呢？主要利用那柔細如絲縷的枝條的構造成似乎可以系留著事物的聯象。“少住春還去”，在作者的想象中，那打算系住春天的柳條沒有達到目的，它只把春天從二月拖到三月末，春天經過短暫的逗留，還是決然離去了。
“猶自風前飄柳絮，隨春且看歸何處”兩句，對暮春景物作了進一層的描寫。柳絮是暮春最鮮明的特征之一，所以詩人們說：“飛絮著人春共老”（范成大《暮春上塘道中》）、“飛絮送春歸”（蔡伸《朝中措》）。他們都把飛絮同殘春聯系在一起。朱淑真卻獨出心裁，把天空隨風飄舞的柳絮，描寫為似乎要尾隨春天歸去，去探看春的去處，把它找回來，像黃庭堅在詞中透露的：“若有人知春去處，喚取歸來同住”（《清平樂》）。比起簡單寫成“飛絮”“送春歸”或“著人春意老”來，朱淑真這種“隨春”的寫法，就顯得更有迂曲之趣。句中用“猶自”把“系春”同“隨春”聯系起來，造成了似乎是垂楊為了留春，“一計不成，又生一計”的藝術效果。
像飛絮一樣，哀鳴的杜宇（杜鵑鳥）也似看作是殘春的標志。“綠滿山川聞杜宇，便做無情，莫也愁人苦”，春殘時節，花落草長，山野一片碧綠。遠望著這暮春的山野，聽到傳來的杜鵑鳥的凄厲叫聲，詞人在想：杜鵑即使（便做）無情，也為“春去”而愁苦，因而發出同情的哀鳴，詞人通過這搖曳生姿的一筆，借杜宇點出人意的愁苦，這就把上片中處于“暮后”的主人公引向臺前。在上片，僅僅從“樓外”兩個字，感覺到她的樓內張望；從“系春”“隨春”，意識到是她在馳騁想象，主人公的惜春之情完全是靠垂楊和柳絮表現出來的。現在則由側面烘托轉向正面描寫。
“把酒送春春不語”。系春既不可能，隨春又無結果，主人公看到的只是暮春的碧野，聽到的又是宣告春去的鳥鳴，于是她只好無可奈何地“送春”了。
陰歷三月末是春天最后離去的日子，古人常常在這時把酒舉杯，以示送春。唐末詩人韓偓《春盡日》詩有“把酒送春惆悵在，年年三月病懨懨”之句。朱淑真按照舊俗依依不舍地“送春”，而春卻沒有回答。她看到的只是在黃昏中忽然下起的瀟瀟細雨。作者用一個“卻”字，把“雨”變成了對春的送行。這寫法同王灼的“試來把酒留春住，問春無語，簾卷西山雨”（《點絳唇》）相似，不過把暮雨同送春緊密相連，更耐人尋味：這雨是春漠然而去的步履聲呢，還是春不得不去而灑下的惜別之淚呢？
這首詞同黃庭堅的《清平樂》都將春擬人，抒惜春情懷，但寫法上各有千秋。黃詞從追訪消逝的春光著筆，朱詞從借垂柳系春、飛絮隨春到主人公送春，通過有層次的心理變化揭示主題。相比之下，黃詞更加空靈、爽麗，朱詞則較多寄情于殘春的景色，帶有凄忱的情味，這大概和她的身世有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