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蠶未結繭，早成抵債之物；五月谷未成熟，也已忍痛賣出。
　　這是挖掉心頭好肉，來補眼前爛瘡。
　　希望帝王之心，化作光明之燭。
　　不照豪華筵席，只照災民空屋。

　　韋安石(648～712年)，唐武則天、中宗、睿宗三朝宰相。京兆萬年(今西安市)人。出身于官僚世家，其曾祖韋孝寬是北周名將，其祖父、父親先后在隋末唐初為官。安石應明經舉及第，初任乾封縣尉。永昌元年(689)，遷任雍州司兵參軍。宰相蘇良嗣賞識他有才干，向武則天推薦，擢升為膳部員外郎，再遷并州司馬。在任有政績，武則天曾親筆致書慰勞說：“聞卿在彼，庶事存心，善政表于能官，仁明彰于鎮撫。如此稱職，深慰朕懷。”【注：《舊唐書·韋安石傳》】被擢拜并州刺史，后歷任德州、鄭州刺史。

　　韋安石生性敦厚，為人持重，為官嚴明清正。久視年(700)遷為文昌丞，不久拜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當了宰相，又兼任太子左庶子。長安三年(703)，擔任東都洛陽留守，兼管天官、秋官兩尚書事。不久知納言事，仍為鳳閣鸞臺三品、兼太子左庶子。

　　武則天在暮年時仍想穩住自己的統治地位，牢牢掌握最高權力，于是組成了以張易之兄弟為中心的新的政治勢力，將朝政大權多委托于張易之、張昌宗二人。二張憑藉武則天的寵愛，橫行于朝，欺壓大臣，迫害正直之士，引起朝中許多官員的強烈不平。韋安石不畏權貴，反對張氏兄弟。一次，武則天在宮中設宴，張易之引來蜀中商人在席前嬉戲，安石立即向武則天奏諫，認為不應將商人引入宮內，有失朝廷威嚴。武則天無話可對，安石立即命左右將商人趕出，在座大臣皆驚，武則天見他言詞正直，也無可奈何。鳳閣侍郎陸元方退席后對人說：“此真宰相，非吾等所及也。”【注：《舊唐書·韋安石傳》】

　　長安四年(704)七月，張易之兄弟五人貪贓賣法的事情敗露，被同時下獄。武則天借口張昌宗合藥有功，將其赦免，并令復職。接著，韋安石又檢舉張易之等的罪狀，武則天無奈敕付韋安石、唐休璟審問。但隨即在八月又將韋、唐二人調為外官，安石去揚州任大都督府長史，草草了結了對張易之的審訊。但是，對立兩派的政治斗爭并未緩和，反二張派的朝官很快組成了政變集團，趁武則天臥病，于長安四年(705)正月二十二日，以武力沖人內宮，殺了張易之、張昌宗兄弟及其黨羽，逼武則天交出政權，擁中宗李顯復位。

　　中宗復立，以韋安石原任過自己的侍讀、左庶子之職，懷有舊情，尤其是他反對二張的政治態度，受到中宗一派的贊賞，立即將他從揚州調回朝任刑部尚書、吏部尚書，參議政事。不久，又升任中書令，封鄖國公，食300戶。后又相繼擔任相王李旦府長史，戶部尚書、侍中、監修國史等。

　　景云元年(710)六月，中宗李顯被韋皇后、安樂公主等人合謀毒殺，韋皇后篡政。當月，李隆基發動政變，殺了韋皇后及其黨羽，擁立睿宗李旦為皇帝，韋安石改拜太子少保，改封郇國公。景云二年(711)二月復為侍中，四月任中書令，加開府儀同三司。【注：《舊唐書》稱景云元年歷侍中，中書令，二年加開府儀同三司。此從《新唐書》】

　　當時，太平公主與皇太子李隆基之間矛盾尖銳，打算策動睿宗廢太子，就拉攏元老重臣韋安石“參與其事”，派自己女婿唐脧請韋安石到府密談。韋安石與李隆基關系密切，拒絕了太平公主要求。睿宗得知，又密召韋安石，叮嚀他要留意東宮。韋安石說：“陛下何得亡國之言，此必太平之計。太子有大功于社稷，仁明孝友，天下所稱，愿陛下無信讒言，以致惑也。”【注：《舊唐書·韋安石傳》】太平公主得知韋安石之言，欲加暗害，幸得宰相郭元振的保護，免了性命之難。當年五月，太平公主從蒲州回到長安，對睿宗施加壓力，把韋安石撤職，改拜左仆射，兼太子賓客，依舊同三品，假崇寵而實奪其權。是年冬，罷知政事，拜特進，充東都留守。因其妻打殺了一奴婢，被御史中丞楊茂謙彈劾，安石降調蒲州刺史。不久罷為青州刺史。

　　在蒲州刺史任上時，太常卿姜皎有私事相求，遭安石拒絕，懷恨在心。玄宗開元二年(714)姜皎弟姜晦任御史中丞，指使御史郭震奏劾韋安石，言稱安石在中宗死后，身為宰相，沒有抵制韋皇后、宗楚客、韋溫一派排擠相王李旦輔政之事，順從了韋皇后一派的政策，“茍安榮寵”。【注：《舊唐書·韋安石傳》】玄宗皇帝下詔，將韋安石貶為沔州別駕。繼而，姜晦又奏韋安石在監修安陵時，有貪隱財物之事。玄宗命州官追贓。安石因氣憤過甚而死，時年64歲。開元十七年(729)贈蒲州刺史。天寶初年，追贈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仆射、郇國公。

《資治通鑒》：上（后唐明宗）又問（馮）道：“今歲雖豐，百姓贍足否？”道曰：“農家歲兇則死于流殍，歲豐則傷于谷賤；豐兇皆病者，唯農家為然。臣記進士聶夷中詩云：‘二月賣新絲……’語雖鄙俚，曲盡田家之情狀。農于四人之中最為勤苦，人主不可不知也。”上悅，命左右錄其詩，常諷誦之。
《詩史》：（夷中）有詩曰：“二月賣新絲……”孫光憲謂有《三百篇》之旨，此亦為詩史。
《唐詩鏡》：唐人入古，便少雅趣，所以為難。惟韓昌黎“青青水中蒲”最絕。
《五朝詩善鳴集》：爛熟不可刪去。
《唐詩別裁集》：沈德潛：言簡意足，可匹柳文（指柳宗元《捕蛇者說》）。
《柳亭詩話》：聶夷中詩：“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谷。”或謂：“二月蠶尚未生，新絲烏有？”何燕泉曰：“蓋謂貧民預指絲谷作借貸之資耳。至絲谷出時，俱是他人之物，故謂‘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也。”……陸宣公奏議曰：“蠶事方畢，已輸縑稅；農功未艾，遽斂谷租。有者急賣而耗其半直，無者求假而費其倍酬。”夷中蓋用其意。
《網師園唐詩箋》：《國風》乎？《小雅》乎？悱惻乃爾（末四句下）。

　　⑴糶（tiào）：出賣谷物。
　　⑵眼前瘡（chuāng）：指眼前的困難，眼前的痛苦。
　　⑶剜（wān）卻：挖掉，用刀挖除。 心頭肉：身體的關鍵部位，這里喻指賴以生存的勞動果實。
　　⑷綺（qǐ）羅：貴重的絲織品。這里指穿綾羅綢緞的人。筵（yán）：宴席。
　　⑸逃亡屋：貧苦農民無法生活，逃亡在外留下的空屋。

　　《詠田家》是聶夷中的代表作，也是晚唐詩歌創作中的藝術佳品。詩中運用形象生動的比喻和鮮明對比的表現手法，憤怒地控訴了形形色色的高利貸給唐末農民所帶來的深重苦難，表達了詩人對廣大農民的深厚同情。
　　詩的前四句為第一層，主要描寫殘酷的高利貸剝削給廣大農民所帶來的剜心割肉般的痛楚。開篇就揭露封建社會農村一種典型“怪”事：“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谷”，寫出了農民在青黃不接之時被迫借貸的悲慘境地。二月還未著手養蠶，五月稻子尚處青苗期，然而，貧苦的農民迫于生計，為濟燃眉之急，竟不得不以未來的新絲、新谷作抵押，借上“驢打滾”的高利貸。“二”“五”月極言時間之早，這么早就背上閻王債，足以說明農民已到了山窮水盡、骨枯髓干的地步。“賣”“糶”狀其只出不入，深刻反映了農民的辛酸血淚和無比痛苦。“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兩句，運用比喻的手法，形象地揭示出高利貸吮血噬骨的殘酷剝削本質。“眼前瘡”固然比喻眼前急難，“心頭肉”固然比喻絲谷等農家命根，但這比喻所取得的驚人效果決非“顧得眼前顧不了將來”的概念化表述能及萬一。剜卻性命攸關的“心頭肉”以療眼前毒瘡，是迫不得已，其后果更是不堪想象。舊傷未愈添新傷，窮困伴著死亡行，這就是對當時廣大農民瀕臨絕境的高度概括和生動寫照。“挖肉補瘡”，自古未聞，但如此寫來最能盡情，既深刻又典型，因而成為千古傳誦的名句。
　　詩的后四句為第二層，主要是直抒胸臆，盡吐胸中塊壘，表達詩人對解決正在激化中的社會矛盾的希望和設想，深寄對“君主”的譏刺之意，表達改良現實的愿望，頗合新樂府倡導者提出的“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白居易《寄唐生》）的精神。詩人把解決矛盾的希望寄托在“君王”身上，這反映出作者存在一定的時代和階級的局限性，但是，也從另一個側面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會最高統治者“君王”所代表的個人利益。“君王”之“燭”只照地主豪紳，權貴達官，而其光不可射及逃亡的農舍，即客觀反映其一向只代表豪富的利益而不恤民病，不滿之意見于言外，妙在運用反筆揭示皇帝昏聵，世道不公。“綺羅筵”與“逃亡屋”構成鮮明對比，反映出兩極分化的尖銳階級對立的社會現實，增強了批判性。它形象地暗示出農家賣青破產的原因，又由“逃亡”二字點出其結果必然是：“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呼號而轉徙，饑渴而頓踣”，“非死而徙爾”（柳宗元《捕蛇者說》），充滿作者對田家的同情，并含蓄而尖銳地譏刺了“君王”的不恤黎庶，使讀者能夠透過黑暗的社會現實，思味出那激化社會矛盾的真正罪手。
　　這首詩之所以向為人們所傳誦，除了它真實而帶有高度概括性地再現了封建社會的黑暗現實、反映了農民的痛苦生活、具有高度的思想性之外，還在于它有高超的表現技巧。
　　首先，形象的比喻，高度的概括，使得詩歌的容量更為廣闊。對農民被迫借取高利貸及其更慘痛的后果，詩人并未明白道出，而是用“剜卻心頭肉”以“醫得眼前瘡”來比喻之。剜肉補瘡，并非根本的療毒之策，它只會造成更加嚴重的新局面。這樣以剜肉補瘡來比喻農民以借高利貸濟燃眉之急，是再形象不過了，也是再具有高度概括力不過的了。這個比喻，一方面使詩歌的形象具備了可感性，另一方面也深刻地揭示了問題的本質，使有限的形式容納了無限廣闊深厚的社會內容。
　　其次，鮮明的對比手法的運用，把封建社會中貧富懸殊的階級差別給歷歷如繪的描寫出來了。“不照綺羅筵，只照逃亡屋”，本是對“君王”的希冀之語，但其中卻包含了雙重對比的意味。從“君王”的角度來說，恩澤不均，只顧富室，不恤貧苦，這一對比，就把“君王”的階級立場給鮮明地展示在讀者面前；從社會現實的角度來看，一邊是權貴豪門華麗的衣著，豐盛的筵宴，一邊卻是無衣無食，貧困破產，逃亡在外。這一對比，就把地主富室用高利貸剝削農民的嚴重惡果給突現出來了。如此形象的對比，也把作者鮮明的愛憎之情給烘托得淋漓盡致。
　　此外，這首詩的語言頗質樸通俗，感情也很真誠感人，充分顯示了聶夷中駕馭語言、節制感情的功力。胡震亨論唐詩，認為聶夷中等人“洗剝到極凈極省，不覺自成一體”，而“夷中詩尤關教化”（《唐音癸簽》），從此詩即可看出。其所以如此，與語言的樸素凝煉同取材造境的典型都是分不開的。

　　唐末廣大農村破產，農民遭受的剝削更加慘重，至于顛沛流離，無以生存。在這樣的嚴酷背景上，產生了可與李紳《憫農二首》前后輝映的聶夷中《詠田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