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文韓愈談論到張旭狂草時，（認為張旭）心中并未屏蔽萬事，反而將其憂愁與不平之氣，統統寓于筆端任其馳騁。韓愈很奇怪高閑浮屠氏的草書，視人身為丘井，頹然寄有淡泊之意，又如何發出像（張旭那樣）豪邁而不受拘束的氣魄呢？仔細一想其實不然，真實的技巧并不是虛幻的泡影。要想使詩句巧妙，不要嫌惡于空和靜。虛靜因而能懂得萬物之變化，空明所以能接納萬事之境界。閱歷世事行走于人間，只見棲身于世外云嶺。咸味酸味雜列于諸食物里，其中有著極其雋永的韻味。詩歌與佛法并不相妨礙，上面的話更當允許我說出來。

注釋①苦空：佛教認為生老病死為四苦，又有“四大皆空”之說。《維摩經·弟子品》：“五受陰洞達空無所起，是苦義；諸法究竟無所有，是空義。”　②劍頭唯一吷：《莊子·則陽》：“夫吹筦者，猶有嗃也；吹劍首者，吷而已矣。”意思是吹簫管能發出較大的聲音，如吹劍環上的小孔，就只能發出細微的聲音。③焦谷：燒焦的谷子。典出《維摩經·觀眾生品》：“如焦谷芽，如石女兒。”穎：帶芒的穗。作者在這里是說，僧人求空寂滅，是其本份，沒什么大驚小怪的，也并不新奇。④蔚炳：指文采華美。這兩句的意思是：你作為一個出家之人，為何也像我們這些俗人一樣，去追求詩歌藝術的完美？⑤這兩句是稱贊參寥子詩寫得好。⑥退之：韓愈字退之。韓愈曾寫《送高閑上人序》一文，稱贊張旭的草書道：“往時張旭善草書，不治他技，喜怒窘窮，憂悲愉懌，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于心，必于草書焉發之。……故序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后世。”這四句是說張旭的草書所以通神，是因為乾坤萬感，有動于中的緣故。⑦浮屠人：出家人。⑧身如丘井：比喻心地寂滅，對世事無所反映。這是就高閑說。還是在《送高閑上人序》中，韓愈又說：“今閑師浮屠化，一死生，解外膠，是其為心，必汩然無所起；其于世，必淡然無所嗜。泊與淡相遭，頹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則其于書，得無象之然乎？”這里是說，高閑作為出家人，心地淡泊，無事與發“豪猛”，怎能達到張旭的境界？言下似有微辭，語脈承接“退之”而來。⑨不然：是對前面所說的高閑由于無以發“豪猛”之氣，書法藝術就不高的說法表示否定，正如參寥子的詩語之妙，并非如夢幻泡影，于是由書法轉為作詩。⑩這兩句的意思是：正因為靜，所以對一切動都能了然于心；正因為空，所以能夠容納萬事萬物。

　　此詩取韓愈論高閑上人草書之旨，反其意而論詩，最后落實到“詩法不相妨”上，表達了蘇軾對禪與詩之間的關系的認識。一般說來，禪宗要求不立文字。詩歌則是語言的藝術，二者區別甚大。但在藝術實踐中，詩人以及批評家卻發現了它們之間的共同性。所以宋人李之儀在其《姑溪居士前集》卷二十九《與李去言》中說： “說禪作詩，本無差別。”固然，要把二者的“本無差別”處說清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仍有線索可尋。比如，禪與詩都注重對主觀精神的反映，禪宗固然是 “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詩歌亦宣稱“一切景語皆情語”，因而驅遣萬象以就我。所以南宋釋紹嵩在《亞愚江浙紀行詩自序》說：“禪，心慧也；詩，心志也。慧之所之，禪之所形；志之所之，詩之所形。”另外，如禪思和詩思的不可預測性，禪語和詩語(部分追求“直尋”的作品當是例外)的非邏輯性，都頗能相通。宋代禪學大興，風行于士大夫之中，因而“學詩渾似學參禪”一類的話頭，成為一時風氣，而從時間上看，蘇軾這首詩可謂得風氣之先，對后來嚴羽諸人以禪喻詩，分別宗乘等，都不無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