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以秦朝的焚書為鑒戒，大力弘揚儒教，太學的學生，往往達到萬人以上，各郡國的學校，也都充實滿員，學校設在山野之中，甚至依傍學校開設商鋪，成為市集，學校的興盛竟到了這樣的程度。漢代末年，政局動亂，儒家之道于是衰落。魏代正始年間之后，相繼崇尚玄遠虛無的道家學說，研究儒學的人因此少了。當時荀頻、摯虞之流，雖然刪定新禮，更改官職，但是未能移風易俗。從造以后中原動亂以至淪陷，文明禮教全都敗壞，晉朝遷往江左，一切都在草創之中，國家事務繁忙，沒有空閑辦學，到了宋、齊，國學有時開辦，但是沒有廣泛的鼓勵與督促，建立的時間不到十年，廢置卻有許多年代，因為興辦學校國家祇在條文中空有規定，所以突然間也就廢棄不問了。各鄉各里沒有一處開辦學校，公卿大臣精通經術的很少，朝廷中的大儒，衹是自己操習經術而不肯教導學生，年輕人孤陋寡聞，抱著經書卻沒有學習研討的地方，三德六藝，荒廢已經很久了。
高祖為帝之后，深深為這種狀況傷心憂慮，于是下詔搜求學問淵博的大儒，整飭五禮，核定六律，修改歷法，校正權衡。天監四年，高祖下詔說：兩漠進用賢人，沒有誰不是憑藉經術，傳授儒學，聲名確立，道德有成。魏、晉時代風氣浮蕩，儒家學問衰退，或許是因為這一點，風節氣概不能樹立。我每天很晚才罷朝，就是想聽到俊才賢士的消息，任用士人得到賢才，實在應當給予獎賞。應當設立《五經》博士，每一經設博士一人，廣設學館，接納年輕人人館學習。于是以平原明山賓、吳郡陸璉、吳興沈峻、建平嚴植之、會稽賀場等補任博士，各人主持一個學館。學館內有數百名學生，由朝廷供給他們俸祿。其中那些選擇事情進行陳說的射策如果開通賢明，就除授為官吏。十余年間，精通經學飽讀經書的人云集京城。又選派學生去會稽云門山，到廬江何胤那兒學習學業。分別派遣博士祭酒到各州郡建立學校。天監七年，高祖又下詔說：建立國家，做萬民的君主，樹立教化，推行教育是首要的事情；培養學問，砥礪德行，經學是必須經由的途徑。我創立基業，廣有天下，雖然努力經營儒學，但有才之士不多，德行根本猶有欠缺，不足以陶冶王公貴族，使他們遵從儒教的法度，想要勉勵他們尊重長者，從家裹推行，進而成為天下的典范。現在聲威浸染的地方，戎族華夏同受感化，應當大力開辦學校，廣泛招請王室貴族子弟，修習十倫，弘揚三德，使朝廷的教化遠布天下，精妙的言辭能夠顯揚。于是皇太子、皇子、皇族宗室、王侯才開始到學校求學。高祖枉駕屈尊，親自到學校向子L子及其他前代圣人行釋奠之禮，和學生交談，鼓勵他們，用絹帛慰勉他們，學校莊敬，學生眾多，大道之行到了這樣隆盛的程度。其中伏曼容、何佟之：范縝原來在當代就有名氣；當時出名的儒者，名列俊彥人選首當嚴植之、賀埸等人。現在把這些人的事跡連綴在一起，編成《儒林傳》。
伏曼容字公儀，平昌安丘人。他的曾祖伏滔，晉時任著作郎。他的父親伏胤之，宋時任司空主簿。伏曼容很早就失去父親，他和母親與兄長客居南海。伏曼容從小專心好學，精通《老子》、《周易》，他豪爽灑脫喜歡夸大其辭，他曾經說：“何晏對《易》的九件事有疑問，從我的眼光看，何晏完全不學習，所以知道何平叔有短處。”伏曼容聚集學生教授他們學業，把這當作自己的職業。伏曼容任驃騎行參軍。宋明帝愛好《周易》，聚集朝臣在清暑殿論說《周易》，下韶命伏曼容執經解答疑難。伏曼容風姿儀態都很美，宋明帝常常把他和嵇叔夜相提并論，還命吳人陸探微晝嵇叔夜的像，把像賜給伏曼容。伏曼容遷任司徒參軍。袁粲任丹陽尹的時候，請求讓伏曼容擔任江寧令。伏曼容入京被授為尚書外兵郎。升明末年，他任輔國長史、南海太守。齊代初年，他任通直散騎侍郎。永明初年，他為太子率更令，侍皇太子講。衛將軍王儉與伏曼容非常友善，交情很深，王儉命伏曼容與河內司馬憲、吳郡陸澄共同撰寫《喪服義》，《喪服義》撰寫完以后，王儉又想和伏曼容一起審定禮樂。恰逢王儉去世，伏曼容遷升中書侍郎、大司馬諮議參軍，又出京任武昌太守。建武年間，伏曼容入京被授為中散大夫。當時明帝不看重儒術，伏曼容住宅在瓦官寺的束邊，伏曼容就在家裹廳堂上設置高座，有賓客來就登上高座為他們講說經義，聚集來聽講的學生常有數十或者上百人。梁國臺府建立，因為伏曼容是資望很高的大儒者，高祖于是就把他召來拜為司馬，又出任臨海太守。天監元年，伏曼容在任職期間去世，死時八十二歲。伏曼容著有《周易集解》、《毛詩集解》、《喪服集解》，《老子義》、《莊子義》、《論語義》。伏曼容之子伏佢，事跡在《良吏傳》中。
何佟之字士威，廬江灑縣人，他是豫州刺史何憚的第六代孫。他的祖父何劭之，宋時任員外散騎常侍。父親何歆，齊時為奉朝請。何佟之從小愛好《三禮》，他以心為師，自己獨立學習，努力專心求精，手不釋卷。他讀《禮》論三百篇，全都讀得純熟，文句能順口而出。太尉王儉是當時儒家的宗師，也很推重何佟之。何佟之初出仕任揚州從事，接著為總明館學士，屢屢遷升，后任司徒車騎參軍事，尚書祠部郎。齊建武年間，他任鎮北記室參軍，侍皇太子講，領丹陽邑中正。當時步兵校尉劉珊、征士吳苞都已去世，京城中的碩儒，衹有何佟之一人而已。何佟之明了熟悉術敷之學，當時國家吉禮兇禮的標準原則，全都取決于他，名重一時。何佟之先后任步兵校尉、國子博士，不久遷任驃騎諮議參軍，轉任司馬。永元末年，京城發生戰亂，但何佟之常常聚集學生評論研究經義，十分勤勉，從不懈怠。中興初年，何佟之被拜為驍騎將軍。高祖登上帝位之后，尊重儒術，命何佟之為尚書左丞。當時各種制度都在草創之中，何佟之依《禮》確定見解，對制定制度裨益很大。天監二年，何佟之在任職期間去世，死時五十五歲。高祖為他的去世傷悼惋惜，將要給他追封爵位和官職；按照以前的典章制度，任左丞的人死后沒有封贈官職的先例，但是高祖專門頒發詔書贈何佟之黃門侍郎之職，儒者對這種恩寵感到榮耀。何佟之著有文章、《禮義》共一百篇左右。何佟之之子叫何朝隱、何朝晦。
范縝字子真，南鄉舞陰人。他是晉安北將軍范汪的第六代孫。他的祖父范璩之，任中書郎。父親范濛，早年就去世了。范縝很小就失去了父親，家中貧窮，事奉母親孝順而恭謹。范縝還不到二十歲的時候，聽說沛國劉珊招聚學生論說經義，就去拜劉珊為師學習。范縝才能卓越，不同于一般人，而且學習勤勉，劉珊認為他是奇才，親自為他行冠禮。范縝在劉珊門下學習多年，每次回家來去，都常穿著草鞋布衣，徒步往返。劉珊門下有很多乘車騎馬的王公貴族，范縝在劉珊門下，一點也不因為自己貧窮而感到羞恥與慚愧。范縝年長之后，通曉經術，尤其精通《三禮》。范縝生性質樸直率，喜歡發表正直而又不同凡響的言論，所以和他交往的士友常感到不樂意。范縝衹和表弟蕭琛交情很好。蕭琛被稱做能言善辯之才，但常常對范縝的文辭簡練而周到十分信服。
范縝初出仕任齊寧蠻主簿，積功升遷為尚書殿中郎。永明年間，齊輿魏氏和睦友好，每年使臣往來，互訪通好。齊專門挑選有才學的士人充任使者，范縝和堂弟范云、表弟蕭琛、瑯邪顏幼明、河東裴昭明等人相繼奉命出使，都在鄰國留下了卓著的名聲。當時竟陵王蕭子良廣泛招納賓客，范縝也在被招納的人員之列。建武年間，范縝遷任領軍長史。出京任宜都太守，因母親去世而離職。回家在南州居喪。高祖義軍到達南州，范縝穿著黑色喪服來迎接義軍。高祖與范縝曾同在竟陵王蕭子良所開的西邸，原有交往，現在見到范縝，十分高興。建康城平定以后，高祖命范縝為晉安太守，范縝在任期間清廉節儉，衹是取用國家俸祿而已。任職四年后，被征召為尚書左丞。范縝離家返家，即使是親戚也無所饋贈，衹是贈送東西給前尚書令王亮。范縝在齊任職時，和王亮同在臺府為郎，原來就互相友好，到這時候王亮被斥退廢黜在家。范縝親自迎接高祖軍隊之后，心志在于卿相之職，不久他的志向未能實現，也就經常怏怏不樂，所以私下與王亮交結親近，以矯正時弊。后來他最終因為王亮之事被遷徙廣州，事情記載在《王亮傳》中。當初，還在齊代的時候，范縝曾經陪侍竟陵王蕭子良。蕭子良深信佛教，而范縝極力稱說沒有佛。蕭子良問范縝說：“你不相信因果，那么人世間怎么會有富貴，怎么會有貧賤?”范縝回答說：“人生如同一棵樹上的花，同在一根枝上長，同在一個蒂上開，隨風飄墮，有的花拂開簾幕飄墜在茵席之上，有的花穿遇籬墻墜落在穢土糞坑旁邊。在茵席之上的，殿下你就是這種情況；墜落在穢土糞坑旁邊的，下官我就是這種情況。貴賤雖然道路不同，因果最終在哪裹?”蕭子良不能使他理屈，對莖壟的見解深感奇怪。返回后論述自己的道理，著《神減論》，說：
有人間我說：“你說精神會消滅，憑什么知道它會消滅?”回答說：“精神就是形體，形體就是精神，因此形體存在精神就存在，形體凋謝，精神也就消滅了。”
間：“形體是對沒有知覺的東西的稱呼，精神是對有知覺的東西的稱呼。有知覺與無知覺，那就是事物有區別；精神和形體，按理就不允許合而為一。形體和精神就是一體的說法，我沒有聽說過。”答：“形體是精神的物質形式，精神是形體的外在表現，因此說形體是指它的物質形式，說精神是指它的外在表現，形體與精神，不能把它們互相割裂。”
間：“精神本來就不是一種物質形式，形體本來也不是一種外在表現，不能把它們相區別，其中的道理在哪裹?”答：“名稱不同，但本體卻是一個。”
問：“名稱既然不相同，本體怎么能是一個呢?”答：“精神對于物質實體來說，就如同鋒利和刀的關系；形體對于外在形式來說，就如同刀和鋒利的關系。鋒利這個概念不是刀，刀這個概念也不是鋒利。然而舍棄了鋒利就沒有刀，舍棄了刀也就沒有了鋒利，沒聽說過刀沒有了而鋒利卻還存在，哪裹容許形體沒有了而精神卻存在呢?”
問：“刀和鋒利的關系，也許正像你剛才所說的那樣；形體與精神的關系，其中的道理又不是這樣。為什么這樣說呢?樹木的物質實體沒有知覺，人的物質實體卻有知覺，人既有像樹木那樣的物質實體，又有不同于樹木的知覺，豈不是樹木衹有形體一樣，而人卻有形體和精神兩樣嗎?”答：“你的話真奇怪啊!人假若具有像樹木的物質形體作形體，又有不同于樹木的知覺作精神，那樣就能像你剛才所說的那樣。現在人的物質實體，本身就有知覺，樹木的物質實體，本身沒有知覺，人的物質實體不是樹木的物質實體，樹木的物質實體不是人的物質實體，怎么能說人既有像樹木那樣的物質實體，卻又有不同于樹木的知覺呢!”
問：“人的物質實體和樹木的物質實體的區別，就正是因為人有知覺而已。人假如沒有知覺，與樹木有什么分別?”答：“人沒有無知覺的物質實體，就如同樹木沒有有知覺的物質實體。”
問：“死者的形骸，難道不是沒有知覺的物質實體嗎?”答：“這形骸是沒有人的知覺的物質實體。”
問：“像這樣的話，人是真的有像樹木那樣的物質實體，又有不同于樹木的知覺了。”答：“死人有像樹木那樣的物質實體，卻沒有不同于樹木的知覺；活人有不同于樹木的知覺，卻沒有像樹木那樣的物質實體。”
問：“死人的骨骼，不就是活人的形骸嗎?”答：“活人的形骸不同于死人的形骸，死人的形骸不同于活人的形骸，區別已經很清楚了，哪有活人的形骸，卻又有死人的骨骼呢?”
問：“假如活人的形骸不是死人的骨骼，既然不是死人的骨骼，那么骨骼就應當不是從活人的形骸變來，如果不是由活人的形骸變來，那么這死人的骨骼是從哪裹來的呢?”答：“這是活人的形骸，變成死人的骨骼。”
問：“活人的形骸雖然變成了死人的骨骼，這豈不是因為有活的形體而后有死的形體，那么就可以知道死的形體就是活的形體。”答：“逭就如同由活樹變成枯樹，枯樹的物質實體，難道是活樹的形體!”
問：“活樹樹體變成枯樹樹體，那么枯樹樹體就是活樹樹體；絲的形體變成線的形體，線的形體就是絲的形體，兩者之間有什么區別呢?”答：“如果枯樹就是活樹，活樹就是枯樹，那么就應當在枝葉茂盛的時候凋零，枯萎的時候結果。又活樹不應當變成死樹，因為活樹就是死樹，沒有再需要變化的地方。活樹和死樹是一樣，那么為什么不先枯萎再生長繁茂?大體上樹木總是先繁茂后枯萎，為什么呢?你說的絲和餞的道理，也可以同樣駁斥。”
問：“活的形體的凋謝，就應一下子都消盡，為什么將要變成死的形體的時候，要延長很長時間呢?”答：“逭是因為形體的生成和消滅，大體上總有一定程序的緣故。那些突然生成的東西一定會突然間消滅，逐漸生成的東西一定會逐漸消滅。突然生成的東西，暴風暴雨就是這一類；逐漸生成的東西，動物植物就是造一類。有突然生成的，有逐漸生成的，這是萬物的規律。”
問：“形體就是精神的話，那手這一類東西也是精神嗎?”答：“這一類東西都是精神的一個部分。”
問：“假如都是精神的一部分，那么精神能夠思慮，手這一類東西也應當能夠思慮嗎?”答：“手這一類東西也應當有痛癢的知覺，而沒有判斷是非的思慮。”
問：“知覺和思慮，是一種東西還是不同的東西?”答：“知覺就是思慮，淺的思慮叫知覺，深的思慮才叫思慮。”
問：“這樣的話，就應當有兩種思慮，思慮既然有兩種，精神有兩種嗎?”答：“人的形體衹有一個，精神哪能有兩種!”
問：“假如精神不能有兩種，那么哪裹會有感覺痛癢的知覺，又有判斷是非的思慮?”答：“造就猶如手足雖有不同，但畢竟同屬一個人；判斷是非感覺痛癢雖然有區別，但畢竟同屬一個精神。”
問：“判斷是非的思慮，和手足沒有關系，那同哪裹有關系?”答：“判斷是非的思慮，是由心主管。”
問：“心是指五臟中的心，還是不是指五臟之心呢?”答：“是指五臟中的心。”
問：“五臟之間有什么區別，而心單單有判斷是非的憂慮呢?”答：“七竅又有什么不同，它們的職能卻不一樣。”
問：“思慮沒有一定的方位，憑什么知道思慮是由心主管?”答：“五臟各有職能，除了心沒有一樣能夠思慮，因此知道心是主管思慮的根基。”
問：“為什么思慮不托付在眼遣一類的器官中?”答：“假如思慮可以托付在眼這個器官中，那眼的視覺為什么不托付在耳這類器官中呢?”
問：“思慮沒有根基，所以能夠托付給眼這類器官；眼自有它的基本作用，不用臨時托付給其他器官。”答：“為什么說眼有它的基本作用而思慮卻沒有根基?假如思慮在自己的形體當中沒有根基，而能夠廣泛托付到別的地方，那么張甲的感情，也可托付在王乙的軀體上，李丙的性情，也可寄附在趙丁的軀體上。這樣對嗎?不對。”
問：“圣人的形體猶如凡人的形體，但卻存在凡人圣人的區別，所以知道形體和精神的不同了。”答：“不是這樣。精粹的金能夠閃光，穢雜的金就不能閃光，能夠閃光的精粹之金，難道會有不閃光的穢雜的物質實體?又哪裹會有圣人的精神寄附在凡人的形體上?也沒有凡人的精神托付在圣人的形體上。因此眉分八采、目有重瞳是放勛、重華的容顏，顏面如龍、口如馬口，是軒轅、皋陶的形貌，這是形體外表的區別。比干的心，七竅四布，姜伯約的膽，其大如拳，這是體內器官的差別。所以知道圣人由天確定為圣人的身份，每每超出尋常之輩，不衹是道和凡人不一樣，就是形體也會超出一般百姓。你說凡人圣人形體相同，我不敢同意。”
問：“你說圣人形體一定和凡人形體不一樣，那么請問陽貨像仲尼，項籍像大舜，大舜、項籍、孔丘、陽貨，智力有差異，形貌卻相同，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答：“珉和玉相似但卻不是玉，鶸和鳳相似卻不是鳳，萬物本來就有這樣的情況，人當然也應當有這種情況。項籍、陽貨形貌似圣人而不是實質上相似，他們的器官和圣人不一樣，即使是形貌相似也沒有用處。”
問：“凡人圣人的區別，形體器官不一樣，這種說法是可以的；圣人的地位最高，按理不會有兩樣的情況，但是孔丘、周公旦形體不一樣，商湯、文王形貌有區別，精神輿外表不等同，從這裹看得更加清楚了。”答：“圣人相同之點在于內部器官相同，人體不一定相同，遣就如同馬的毛色不同卻都能快跑，玉的色澤不同卻都同樣美。因此晉國的垂棘白璧、楚國的和氏之璧，同樣都是價值連城，驛騮、脲驪，同樣都日行千里。”
問：“形體精神不可分離，這個道理我已經聽說了，形體凋謝，精神也就消滅，按道理本來就應當是這樣。那么請問經書上說‘為他建立宗廟，用對待鬼神的禮儀祭奠他’，逭是指什么呢?”答：“圣人的教導是這樣，這是平息孝子思念親人的心緒，激勵浮薄心意的方式，使死者成為神而擺在顯著的位置，指的就是這一點。”
問：“伯有死后披上盔甲出現，彭生死后以豬的形體出現，史冊上記著逭事情，難道衹是進行教導而已嗎?”答：“怪異的事情很多，有的流傳下來，有的亡逸了。遇橫禍死于非命的人很多，都不會變成鬼，彭生、伯有，哪裹就單單能夠這樣變鬼出現，突然間遇見豬像人似的站立出現，并不一定就是齊國的彭生、鄭國的伯有。”
問：“《易》中說‘所以知道鬼神的各種情形，輿天地相似，不違背天地之道。’又說：‘裝載著滿滿一車鬼。’這話的意義是說什么?”答：“有飛禽，有走獸，這是飛翔和奔跑的不同情形；有人在，有鬼在，這是有形和無形的區別。人滅而變成鬼，鬼滅而變成人，這種說法我不知道。”
問：“知道這種形體凋謝、精神隨之消滅的道理，有什么用處呢?”答：“佛教危害國家政治，僧人敗壞百姓風俗，像暴風突發，迷霧四起，奇談怪論到處游蕩而不停止，我為這種壞習氣而痛心，想把沉溺在佛教毒害中的人們拯救出來。那些傾家蕩產去事奉僧佛，卻不肯救助親戚，不肯同情窮困匱乏的人們，究竟是為什么呢?實在是因為自己爭名奪利的欲念深，幫助別人的心意少。因此把一撮米送給貧窮的朋友，吝嗇之情就會流露出來；把千鐘糧交給富裕的僧人，歡悅之情就會處處表露。逭難道不就是沖，因為從僧人那襄可以得到獲取更多錢糧的希望，而從朋友那裹卻得不到一把遣穗的報答。僧人從事施舍，但卻不去幫助有了急難的貧窮人，有了功德，卻一定把它全歸于自己，又以虛無渺茫的謊言迷惑人，用阿鼻地獄的痛苦嚇唬人，用荒誕無稽的言辭欺騙人，用兜率天堂的快樂糊弄人，使人歡欣。所以許多人脫去儒生的服裝，穿上僧人的袈裟，廢棄祭祀祖先的禮儀，陳放供奉佛祖的瓶缽，家家拋開了親人，人人離棄了子孫，致使兵士跑出軍隊，官吏跑出官府求神拜佛，糧食在游蕩中用盡，錢財在興建佛寺的土木工程中耗完。造就是違法作亂的事情不能禁止、歌頌太平的呼聲還被壅蔽的原因。因為這緣故，佛教的流行不禁止，它帶來的弊病就沒有止境。假如處理事情秉承自然，萬事萬物由它自行變化，忽然間自己發生，忽然間又自行消滅，來也不拒絕它，去也不挽留它，順應自然規律，安于它自身特點。小人以在田畝耕種為樂，君子保住他恬淡寡欲的素養，耕田供給食用，食用不會窮盡；養蠶供給衣著，衣著不會匱乏。在下的百姓有余力供奉君長，在上的君王以無為之治對待百姓。能夠保全自身，能夠匡正國家，能夠使國君稱霸，全都是因為運用了這種神減的道理。”
逭篇《神減論》一寫出來，朝野人士都為之嘩然。蕭子良聚集了許多僧人詰難范縝，但卻不能使范縝理屈。
范縝在南方多年，被召回京城。回到京城后，朝廷命他為中書郎、國子博士，在任職期間去世。范縝有文集十卷。
范縝之子范胥，字長才。他繼承了父親的學問，初出仕任太學博士。范胥有能言善辯之才，大同年間，曾經兼任主客郎，承擔迎接對答北方使者的使命。范胥遷任平西湘東王諮議參軍，侍宣城王讀。出京任鄱陽內史，在郡中去世。
嚴植之字孝源，建平秭歸人。他的祖父嚴欽，宋時任通直散騎常侍。嚴植之從小精通<莊子》、《老子》，能夠談論老、莊的玄理理論，對《喪服》、<孝經》、《論語》有很精妙的理解。到成年以后，他廣泛研讀鄭氏所注的《禮》、<周易》、《毛詩》、《左氏春秋》。他性情淳樸孝敬，恭謹厚道，不憑自己的長處凌駕別人之上。嚴植之少年時候父親去世，因而二十三年間衹食用蔬菜，后來因為患上了風寒病，才改變衹用蔬食的習慣。
齊永明年間，他初出仕任廬陵王國侍郎。遷任廣漢王國右常侍。廣漢王被誅，國中之人沒有誰敢去處理廣漢王的尸身，嚴植之一個人趕去哭吊，親手辦理殯殮廣漢王的事情，赤著腳把喪柩送往墓地，下葬后又為廣漢王建造墓冢，埋葬之事辦完才回家，當時人認為嚴植之很講求義。建武年間，嚴植之遷任員外郎、散騎常侍。不久又任康樂侯相，在縣任職期間為官廉潔，百姓、屬下官吏都稱頌他。天監二年，嚴植之被任命為后軍騎兵參軍事。高祖下韶征求通曉古今學識淵博的儒者研究五禮，有司上奏，嚴植之可以研究兇禮。天監四年，開始設置《五經》博士，各經博士都開設學館教授學生，命嚴植之兼《五經》博士。嚴植之學館設在翹遘，學生常有數百人。屋擅主講解經義，五館的學生一定都來，聽他講授的有一千余人。天監六年，嚴植之遷任撫軍記室參軍，還兼任博士。天監七年，嚴植之在學館去世，死時五十二歲。嚴植之從患病以后，就不肯接受俸祿，妻子和孩子的生活因此而困乏。嚴植主死后，喪柩沒有地方寄放，他的學生為他家買了宅院，這才得以完成喪葬事宜。
嚴植之生性仁慈，喜歡不聲不響地干善事，即使在眾人不知道的情況下，也未曾懈怠。嚴植主年輕時曾在山中趕路，見到一個患病的人，嚴擅之間那個病人的姓名，病人不能回答。嚴植之于是把那病人放上車，載著他一同回家，為他請臀抓藥。病人過了六天就死了，嚴植之又為他買棺殯殮，到最終也不知道逭病人是什么人。嚴植之一次曾沿著撾壇行路，見到一個病人躺在堤旁，嚴植之下車向病人了解情況，病人自己說是姓黃，家本來在荊州，為人做傭工，患上了病，病已經很重而且危險，雇傭他的船主將要開船的時候，把他丟在岸上。嚴植之內心十分同情他，就把他用車載回家，為他治病。過了一年姓黃的人病已痊愈，他請求終身做嚴植之的奴仆來報答嚴植之的大恩。嚴植之不肯接受，而且送錢送糧給他，讓他回家。嚴植之像這樣的仁義之舉很多。嚴植之撰寫了《兇禮儀注》四百七十九卷。
賀瑒字德璉，會稽山陰入。他的祖父賀道力，精通《三禮》，在宋時任尚書三公郎、建康令。
賀瑒從小繼承家學。齊時沛國劉獻為會稽府丞，見到賀埸，對他的才學十分驚異，非常器重他。劉獻曾經與賀場一同拜訪吳郡張融，劉獻指著畫筆墨對張融說：“這個年輕人心智聰明靈敏，將來會成為儒者的宗師。”劉獻回到京城之后，推薦賀瑒為國子生。賀瑒被薦舉為明經，祭酒，不久又兼國子助教。先后擔任奉朝請，太學博士，太常丞，遇到母親去世離職。天監初年，他又任太常丞，有司薦舉他研究賓禮，高祖召見他講說《禮》的經義，對他的學識深感驚異，下詔命每月初一、十五上朝，參預在華林園講經。型2四年，剛剛開設《五經》學館，命賀場兼《五經》博士，專門下韶命賀場為皇太子定禮，撰寫《五經義》。賀場熟悉禮及有關舊例，當時產擔正在改定創制禮樂制度，賀場提出的見解，多數被直狙采用施行。玉監七年，畫遜被拜為步兵校尉，領《五經》博士。天監九年，賀場患病，直擔派醫送藥，常常探問。賀埸在學館中去世，死時五十九歲。賀場著有《禮講疏》、《易講疏》、《老子講疏》、《莊子講疏》、《朝廷博議》共敷百篇，《賓禮儀注》一百四十五卷。賀場對于《禮》尤其精通，他的學館中學生常常有數百名，弟子參加明經對策的有數十人。
賀瑒有兩個兒子。大兒子賀革字文明。從小通曉《三禮》，到成年之后，廣泛研究《孝經》、《論語》、《毛詩》、《左傳》。初出仕任晉安王國侍郎、兼太學博士，侍湘東王讀。高祖命他在永福省為邵陵王、湘東王、武陵王講解禮。賀堇逐漸遷升為湘東王府行參軍，轉任尚書儀曹郎。不久又被除授秣陵令，遷任國子博士，在國學講授的時候，學生常有數百人。賀革出京任西中郎湘東王諮議參軍，兼任江陵令。湘束王開始在王府中設置學校，命賀革領儒林祭酒，講授《三禮》，荊楚一帶仕宦之家來聽賀革講授的人很多。賀革前后兩次作南平郡監，百姓官吏都對他感恩戴德。不久，賀革被加授貞威將軍、兼平西長史、南郡太守。賀革生性非常孝敬，常常因為貪求俸祿代替耕種、不能在雙親健在時適時供養而遣憾。所以賀革在荊州歷任郡縣長官之職，得到的俸祿，不給妻子和孩子，專門留存，準備回鄉建造寺廟，以表達自己思念父母之情。大同六年，賀革在任職期間去世，死時六十二歲。
賀革之弟賀季，也通曉《三禮》，歷任尚書祠部郎，兼中書通事舍人，積累功勞升遷為步兵校尉，中書黃門郎，兼著作郎。
司馬筠字貞素，河內溫縣人，他是晉驃騎將軍譙烈王司馬承的第七代子孫。他的祖父司馬亮，宋時任司空從事中郎。父親司馬端，齊時任奉朝請。
司馬筠從小失去父親，家中貧窮，但他十分愛好學習，他師從沛國，努力刻苦，專一求精，深受器重。到成年之后，司馬筠知識淵博，精通經術，尤其通曉《三禮》。
齊建武年間，司馬筠從家居出仕任奉朝請，遷任王府行參軍。天監初年，司馬筠為本州治中，被除授暨陽令，有清明廉潔的政續。司馬筠入京被拜為尚書祠部郎。
天監七年，安成太妃陳氏去世，江州刺史安成王蕭秀、荊州刺史始興王蕭儋，都因為太妃是撫育自己成長的庶母，有慈母之恩，所以都以慈母去世的理由上表請求解職，高祖下韶不準許，命他們回任所管轄任內的事情，但太妃是在京城去世，因此喪事祭奠都沒有喪主。舍人周舍論說道：“賀彥先稱‘慈母養育的孩子不為慈母的族親服喪，慈母之子的妻子又不隨從丈夫為慈姑服喪，這是因為小功喪服沒有隨從服喪的規定’。庾蔚之說：‘不衹是慈母之子不隨從慈母為慈母的族親服喪，孫子也不隨從父親為父親的慈母服喪。，由此看來，孫子不為慈祖母服喪是很清楚的了。考察家門之內治哀的禮儀，不允許和常禮相同；查核古禮，在父親死后二十五個月舉行的祥祭和死后二十七個月舉行的撣祭儀式上，兒子要接受賓客吊祭。現在安成王、始興王二位王爺，應當在大殮之后穿上喪服的成服之日，全天穿單衣素服，站在喪主位置上接受賓客祭吊。”高祖命令說：“安成王、始興王二王在遠離京城的地方，他們的兒子應當代為主持祭奠之事。”周舍又說：“《禮》中說：‘縞冠玄武，是子孫們戴的冠。，據此世子在祭祀時穿的衣服應當不同于常人穿的衣服。應當制作捆布衣服，用絹作領和帶，三年不聽音樂。又《禮》和《春秋》中說，對庶母不世代祭祀，大概指的衹是沒有受王命封贈的婦人而已。吳太妃既是朝廷已命加以封贈的，能夠按安成王禮儀祭祀，那么吳太妃就應當享受拊祭禮儀，到五代親族全都不存之后才毀去廟。陳太妃的地位等級，和吳太妃雖然沒有差別，但她衹是二王的慈母，慈孫不隨從父親為慈祖母服喪，按理在宗廟中享受祭祀也不應當延續，兒子要祭祀慈母，孫輩就應停止，這樣才和經文所說的相符。”高祖因此命令禮官議定皇子為慈母服喪的喪服和守喪期限。司馬筠主張：“宋朝的五服制規定，皇子為訓養母服喪，依照<禮》庶母慈養自己應當服喪的條文，應當服小功之喪。據《曾子間》文中說：‘子游說：為慈母服喪，如同為母親服喪，這符合禮嗎?孔子說：這不符合禮。古代男子在外有師傅，家內有慈母，這是國君派他們來教育孩子的，哪有為他們服喪的禮?，鄭玄注解說：‘這是指國君之子而言。’假若國君之子不為慈母服喪，那君王之子不為慈母服喪就能夠清楚地知道了。又《喪服》經文中說：‘君子之子為養育自己的庶母服喪。’傳文說：‘君子之子，指貴族之子。’鄭玄注引《內則》，設立三母的禮制衹在卿大夫的范圍內施行。用這些依據來推論，那么為慈母服喪的規定，往上不涉及享有五等爵位的諸侯之子，往下不涉及上士、中士、下士三等士人之子。假若為慈母服喪衹是在卿大夫范圍之內，查核諸侯之子還沒有按這規定服喪，更何況是皇帝之子呢。我認為應當依照《禮》刪除這條規定，以便澄清前代的糊涂觀念。”高祖認為不是這樣。他說：“《禮》中說的慈母，共有三處：一是妾之子生母死了，命其他無子之妾撫養逭孩子，命為母子關系，養母死了之后，養子為她服喪三年，《喪服。齊衰章》說的‘為慈母服喪如同為母親服喪，，指的就是這種情況；二是嫡妻之子生母死了，使妾養育逭孩子，仁愛撫育，關懷備至，雖和母親之愛相同，但是嫡妻之子，沒有以妾為母的規定，由于感情深、恩義重，所以養母死后，養子為之服小功喪服，《喪服叫、功章》不直接說‘慈母’，而說‘撫養自己的庶母’的原因，就是為了表明這和那要為之服三年之喪的‘慈母，有所不同；三是孩子并非沒有母親，衹是選擇身份低賤的人養育遣孩子，這種形式如同師傅、保姆，但也有慈母愛子之情，所以也有慈母的名稱。師傅、保姆死后既然孩子不為他們服喪，那這種慈母死后也不必為之服喪。《內則》說‘從諸母中選擇條件適宜的，使她為子師；其次就為慈母，再其次就為保母’，這是關于慈母的清清楚楚的文字規定。這裹說的‘從諸母中選擇’，是指挑選人來擔任遣三母，并不是說選擇兄弟的母親來擔任三母。憑什么知道這一點呢?假若是兄弟之母，那么就是先生了兒子，先生兒子身份就是長妾，長妾享受的禮儀已經有所提高，與一般妾的身份不同，哪會容許地位較低的妾生了兒子，竟然降低身份成為保母，這是不可能的。又，有多個兄弟之人，在意義上或許講得通；這樣理解，假如是開始生的第一個兒子，就應當讓三母的位置都空缺嗎?由遣點推論，<內則》中說的‘諸母，，就是指的三母，并不是指兄弟的母親，這是很清楚的。子游問的慈母，應當是指任師保的那種慈母，并不是指那種應當服三年小功喪服的慈母，所以孔子才有這樣的對答。造豈不是對任師保的那種慈母兒子不必服喪的明證嗎?鄭玄沒有分辨三種慈母，含混地進行注釋，引用對任師保的那種慈母不必服喪的例證，來注解‘養育自己的庶母’，后代人理解禮儀上的謬誤，實在是出自鄭玄這條注語。經文中說‘君子之子，，逭裹雖然指由大夫開始，但也清楚地指出大夫也還在遣范圍內，從遣往上，更應當沒有區別，所以傳文說‘君子之子，指貴族之子’。總稱為貴族，那么就無所不包。逭裹經文和傳文互文見義，互相補充，互相說明，就知道對慈母加厚禮儀，由服鰓麻喪服改為服小功喪服的規定，在大夫以上全都通用。宋代遣條規定，并不違背《禮》的原意，要消除它，實在是令人有所懷疑。”于是司馬筠等人請求依照高祖的命令把有關禮儀改定為：嫡妻之子，母親死后被父親之妾養育，養母死后，應當為養母服喪五個月，貴賤都一同采用逭條規定，定為永久的制度。
司馬筠積功遷任王府諮議、權知左丞事，不久除授為尚書左丞。出京任始興內史，在任職期間去世。
司馬筠之子司馬壽，繼承父親的學業，精通《三禮》。大同年間，曾任尚書祠部郎，出京任曲阿令。
卞華字昭丘，濟陰冤句人。他是晉驃騎將軍忠貞公土童的第六代子孫。他的父親主儉主，任給事中。
卞華從小失去父親，家中貧窮，但愛好學習。十四歲的時候，卞華被召補為國子生，通曉《周易》。成年之后，卞華廣泛研究《五經》，他與平原明山賓、會稽賀蒨一同修業，交情很好。
初出仕任齊豫章王國侍郎，積功升遷為奉朝請，征西行參軍。天監初年，卞華遷任臨川王參軍事，兼國子助教，轉任安成王功曹參軍，兼《五經》博士，聚集學生教授經學。卞華涉獵很廣，知識淵博，機智而且有口才，解說經文，剖析經義，是當時首屈一指的人物。晉遷往江左之后，樂律成為絕學，到卞華才算通曉樂律。卞壟遷任尚書儀曹郎，出京任吳令，去世。
崔靈恩，清河東武城人。他從小專心好學，跟隨老師學《五經》全都通曉，尤其精通《三禮》、《三傳》。崔靈恩先在北朝出仕，任太常博士，天監十三年他回歸梁。高祖因為崔靈恩精通儒術，提拔他為員外散騎侍郎，積功遷任步兵校尉，兼國子博士。崔靈恩收聚學生講授經學，聽他講授經學的學生常常達到數百人。他生性拙樸，沒有文采，但是到解釋經文剖析經義的時候，卻很有情趣，京城中那些有聲望的儒生都稱道他，看重他，助教孔余特別喜愛他的學說。崔靈恩先學習《左傳》服虔注解，在江南不能廣泛流行，于是改為解說杜預的注解，在他解說時每每在文句中申說服虔的解釋，駁詰杜預的解釋，于是著《左氏條義》說出服、杜的分歧和自己的見解。當時有助教虞僧誕又精通杜預的注解，因而著《申杜難服》，用以答對崔靈恩，他們兩人的書在世上同時流傳。虞僧誕，會稽余姚人，講《左氏傳》教授學生，聽他講授的也有數百人。虞僧涎全面了解《左氏傳》著書的主旨和體例，當時沒有人能比得上。
在這以前儒家學者論說天體，渾天、蓋天兩種說法并存，論說天體為蓋天的人不同意潭天的觀點，論說天體為渾天的人不同意蓋天的觀點。查璽墨樹立自己的觀點，把潭天、蓋天的學說糅合在一起。
崔靈恩出京任長沙內史，回京被除授為國子博士，向他學習的學生特別多。他出京任明威將軍、掛叢刺史，在任職期間去世。崔齟撰有《集注毛詩》二十二卷，《集注周禮》四十卷，著有《三禮義宗》四十七卷，《左氏經傳義》二十二卷，《左氏條例》十卷，(公羊谷梁文句義》十卷。
孔僉，會稽山陰入。年幼時王逾拜何胤為師，他通曉<五經》，尤其精通<三禮》、《孝致、(論語》，論說講授這些經文都有數十遍，學生也有數百人。壬噓歷任國子助教，三次任《五經》博士，遷任尚書祠部郎。出京任、二縣縣令。孔僉是個衹通經書的儒生，不擅長治理百姓的方法，任縣令期間沒有留下政績。立遣年間發生動亂的時候，孔余在家中去世。孔僉之子孔俶玄，注重研究儒家學說，官職升至太學博士。孔令兄長的兒子孔俶玄，也精通《三禮》，有很大的名聲，但去世很早。
盧廣，范陽涿人，他自己說是置司空從事中郎盧諶的后代。盧諶因叛亂之時陷沒以致死在軍中，晉時仍在中原的名門望族之中，有盧諶的后人。盧廣從小通曉經書，有儒家的學問。盧廣在天監年間回歸鑿。最初拜為員外散騎侍郎，出京任塹達太守，因有罪而被免官。不久，盧廣被起用為折沖將軍，朝廷配給他一千名兵士北伐，回朝后他被拜為步兵校尉，兼國子博士，在學館《五經》全都講授。當時從北方來的儒家學者有崔靈恩、孫詳、蔣顯等人，都收聚學生講授經學，但他們語音鄙俗拙劣；衹有盧廣言辭清朗高雅，不像北方人。仆射徐勉，同時也通曉經術，他對盧廣深為賞識。不久，盧廣遷任員外散騎常侍，博士之職不變。又出京任信武桂陽嗣王長史、尋陽太守。又任武陵王長史，太守之職不變，在任職期間去世。
沈峻字士嵩，吳興武康人。家中世代是農夫，直到迎空。他愛好學習，和舅父太史叔明以同宗人選沈峻為師，在沈峻牡門下學習多年，晝夜都給自己規定任務讀書，有時打瞌睡，就用木杖擊打自己，他專心一意到了這樣的地步。沈鱗±死后，這哩才離開京城，遍游各處學館，于是通曉《五經》，尤其精通《三禮》。沈峻最初任王國中尉，逐漸升遷為侍郎，并兼國子助教。當時吏部郎陸堡給仆射涂墊寫信推薦選些說：“《五經》博士塵至達必須調換，考慮朝廷一定想要仔細挑選適當的人才替代。衹要是可以研讀的圣賢之書，必須依據《周官》確立觀點，那么《周官》造部書，實在是各種經書的源頭和基礎。但是《周官》的學問，已有很多年代不相傳授，北方來的孫詳、蔣顥也曾經學習并講授，但因為他們語音有如南楚和諸夏，相隔甚遠，不易聽懂，所以學生不愿來學習，祇有助教沈峻，特別精通<周官》這部書。近來時常開館講學，許多儒生如劉畫、沈宏、沈熊之流，都到他的講壇之下拜他為師，帶著經書去聽他講授，這些人沒有一個不嘆服，人人都沒有批評的話。我認為應當馬上起用這樣的人，命他專攻這一門學問，講授《周官》周而復始，使圣人的正宗典籍，在被廢棄之后重新被重視，多年失傳的學問，能傳授給學者。”徐勉聽從了陸任的建議，上奏章舉薦沈峻兼《五經》博士。沈峻在學館中講授，聽講的學生常常達到數百人。沈峻出京任華容令，回京后被除授為員外散騎侍郎，又兼《五經》博士。當時中書舍人賀琛奉皇上命令編撰《梁官》，他于是上表啟奏讓沈峻和孔子祛補任西省學士，幫助自己撰寫《梁官》。《梁官》一書完成之后，沈峻入朝兼中書通事舍人。后出京任武康令，在任職期間去世。
沈峻之子沈文阿，繼承了父親的學業，尤其通曉《左氏傳》。太清年間，沈文阿從國子助教升遷為《五經》博士。繼承沈峻學業的人，還有吳郡張及、會稽孔子云，他們的官職都升遷到《五經》博士、尚書祠部郎。
太史叔明，吳興烏程人，他是吳太史慈的后人。太史叔明從小精通《莊子》、《老子》，同時研讀《孝經》、《禮記》，他對《莊子》、《老子》、<周易》這三部書特別精通，在當時首屈一指，每次講授時，聽講者常常達到五百余人。太史叔組連年任國子助教。喜歡太史叔明的學問，他出京任江州刺史時，也把太史叔明帶往江州。遷任郢州刺史，太史叔明又隨同王府遷往郢州，每到一處太史叔明就開館講授，江南人士都繼承了他的學說。大同十三年，太史叔明去世，死時七十三歲。
孔子袪，會稽山陰人。他從小失去父親，家中貧窮，但卻愛好學習，在耕耘田地、上山采樵時，經常隨身帶著書，一有空閑就朗讀背誦。他勤勞刻苦，堅持不懈，終于精通經術，尤其精通《古文尚書》。孔子祛最初任長沙嗣王侍郎，兼國子助教，他先后講授《尚書》四十遍，聽他講授者常有數百人。中書舍人賀琛奉皇上之命編撰《梁官》，他上表啟奏讓孔子祛為西省學士，幫助自己撰寫《梁官》。《梁官》一書完成之后，孔子祛兼司文侍郎，他沒有去上任。很久以后又兼主客郎、舍人，學士之職不變。又積功升遷為湘東王國侍郎，常侍，員外散騎侍郎，又任云麾廬江公記室參軍，轉兼中書通事舍人。不久又遷步兵校尉，舍人之職不變。高祖撰寫《五經講疏》和《孔子正言》的時候，特地命孔子祛查檢各種書籍，找出材料作義證。事情完成之后，高祖命孑L子掛和右衛朱異、左丞賀琛在士林館每天輪流執經問難，考核士人。孑L子祛又積功遷為通直正員郎，舍人之職不變。中大同元年，孔子祛在任職期間去世，死時五十一歲。孔子祛共著有《尚書義》二十卷，《集注尚書》三十卷，續朱異《集注周易》一百卷，續何承天《集禮論》一百五十卷。
皇侃，吳郡人，他是青州刺史皇象的第九代子孫。皇侃從小喜愛學習，他拜賀場為師，專心竭力向賀場學習，于是廣泛通曉經術，尤其精通《三禮》、《孝經》、《論語》。初出仕兼國子助教，于學館講論經義，聽講的學生有數百人。皇侃撰寫《禮記講疏》五十卷，書寫成之后，進呈皇上，皇上命令交給秘閣珍藏。不久，皇侃被召進畫勇繼講說《禮記義》，直擔認為他學問很好，拜授為員外散騎侍郎，兼助教之職不變。皇侃生性十分孝敬，常常每天規定背誦《孝經》二十遍，這是仿照背誦《觀世音經》。皇侃母親去世，他為守喪而解職回歸家鄉。干西邵陵王仰慕皇侃的學問，用厚禮去迎聘皇侃。皇侃到邵陵王處之后，因為染上了心疾，大同十一年在夏首去世，死時五十八歲。皇侃撰寫的《論語義》十卷，和《禮記義》在當時都被學者看重，有學者繼承了他的學說。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從前叔孫通在戰爭年代，在馬上講論經學，桓榮在動亂之中，在饑困中講論經學，到時勢安定之后，他們自然招致寵幸和榮耀，至于崔、伏、何、嚴等人都有他們這種專心致力于經學的志向。伏曼容、何佟之在齊末年講授經學，不因為時勢而改變志向，賀場、嚴植之等人遇上了梁崇尚儒學、重視經學的機會，都享受高官厚祿，考察古禮作為當代的借鑒，這些儒家學者都盡了自己的力量。范縝穿著黑色喪服迎接義軍，以圓僥幸獲得恩寵，他的意圖未能實現，也是應該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