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奕，相州鄴人。尤其通曉天文歷法。隋開皇年間，以儀曹的身份為漢王陳友諒辦事。陳友諒起兵反叛時，對傅奕說“：現今出現火星入井的現象，是什么預兆呢？”傅奕回答說：“天上東井，黃道從中通過，正是火星運行的路徑，不算怪異。假如火星進入地上的井，這就是災難了。”陳友諒很不高興。到了陳友諒兵敗時，傅奕因此免于死罪，遷到扶風居住。
唐高祖李淵那時為扶風太守，對傅奕很恭敬。到了高祖即位，召傅奕入朝封為太史丞。太史令庾儉，因為父親庾質在隋朝占卜時冒犯了隋煬帝，竟死在獄中，于是警惕那些事情，又覺得憑著占卜之類當官不光彩，于是推薦傅奕代替自己，傅奕升為太史令。傅奕已經與庾儉同級，多次說庾儉的壞話，可是庾儉不怪恨他。當時很多人都認為庾儉厚道，傅奕直爽。傅奕上奏的有關天文的機密奏章，經常與皇上的意思吻合。設置參旗、井鉞等十二軍的徽號，是傅奕確定的。武德三年(620)，進獻《漏刻新法》，及時流行開來。
武德七年(624)，傅奕上疏請求除去佛教，說：
“佛在西域，言談怪異路途遙遠，用漢語翻譯佛書，肆意塞進私貨。因此使不忠不孝的人，削發出家就可以告別君王和親屬；有手不生產四處游食，換上僧尼服裝來逃避租賦。宣揚他們的妖書，傳講他們的邪法，編造虛假的三種世界，六種輪回，恐嚇愚夫，欺騙平民。老百姓當中，有遠見的很少，不尋根究底，輕信他們的謊言。于是追補過去的罪孽，空求未來的福份。施舍一錢，企圖萬倍的報償；持齋一天，為求百日的飯食。這使愚昧的人，妄求功德，不怕禁令，輕易犯法。其中有作惡犯上的人，身入監牢，于是在監獄中拜佛，誦念佛經，日夜不息忘記了疲勞，以求赦免罪行。其實生死及壽命，是由自然決定的；獎懲及威福，是由皇帝掌握的。說到貧富貴賤，是由建功立業與否造成的，然而不明事理的僧人卻說，這一切都是佛決定的。竊取了皇帝的權力，竊奪了自然的威力，他們的做法違害了國家的治理，的確可悲啊！
“《書》里說過：‘只有天子君主作威作福，只有天子君王能享用珍美食物，臣子中有作福作威、享用珍美食物，對家有害，對國有禍，人用偏邪不正。’延續到伏羲、神農，直到漢、魏，都無佛法，君主賢明，臣下忠誠，國家長久。漢明帝借口夢中所托，開始提倡佛教，西域的佛教徒，來宣揚他們的佛法。西晉以前，國家有嚴格的法令，禁止國人削發為僧。到了苻堅、石勒時，羌胡擾亂中華，君主昏庸、臣子奸佞，政治殘暴、國家短暫，都是由佛教帶來的災害。梁武、齊襄的遭遇，足以作為明鏡。過去褒姒一個女子，用妖法迷惑周幽王，尚且能使幽王亡國；況且現在天下的僧尼，數字超過十萬，裁剪彩綢，裝飾泥人而作為鬼神，來迷惑廣大百姓呢！現在的和尚尼姑，請責令他們配成夫妻，就成了十萬戶人家，生兒育女，哺養十年，教育訓練十二年，自然有利國家，可以補充軍隊。四海避免了外族蠶食的災害，百姓懂得威力福氣在于皇家，那么妖惑之風自然消失，淳樸的風氣會重新興起。
“況且古來盡忠進諫的人，很少不惹禍遇害。本人看到齊朝章仇子他上的表中說道‘：僧尼眾多，浪費國家財物，寺廟奢侈，白白地消耗錢財。’由于一些僧人投靠了宰相，宰相在朝廷攻擊章仇子他，一些尼姑依附于王妃，王妃暗地里誹謗章仇子他。章仇子他竟然被抓了起來，在京城大街上殺頭。到了周武平定齊國，才為章仇子他行封修墓。我雖然不算聰明，但私下里欽佩他的行為。”
又上疏十一條，語言直接懇切。高祖發給群臣認真討論，只有太仆卿張道源稱贊傅奕的奏章合理。中書令蕭王禹與他爭論道：“佛，是圣人。傅奕發出這種論調，攻擊圣人者無法無天，請求給予嚴厲制裁。”傅奕說“：禮義是從奉養父母出發，到為皇家服務為終點，這樣就使忠孝的道理顯著，臣子的行為規范。而佛教徒走出城鎮脫離家庭，背叛其主，以一個普通百姓的身份與天子對抗，以繼位來背反親人。蕭王禹不是從佛門出來的，卻信奉背反其父的教義。臣聽說不孝的人不認父母，大概說的是蕭王禹吧。”蕭王禹不能回答，只是合上掌說：“地獄正是為這種人設置的。”高祖準備采納傅奕的建議，遇上傳位給太宗而沒有實行。
傅奕在武德九年(626)密奏太白金星出現在秦地上空，秦王李世民當有天下，高祖把密奏交給了李世民。到了太宗即位，召見傅奕賜他食物，說道“：你上一次的密奏，幾乎連累到我，然而今后是什么說什么，不要因為上次的事有顧慮。”太宗曾在上朝時對傅奕說“：佛教的教義玄妙，留下的圣跡可以學習，而且因果報應顯然，經常得到驗證，獨獨你不領會其中教理，什么原因呢？”傅奕回答說：“佛是外族的狡猾之人，用來欺騙邊遠民族，開始傳到西域為止，漸漸流傳到國內。信奉佛教，都是邪僻小人，模仿編造莊子老子之類的玄言，來掩飾妖幻的教義罷了。對百姓沒有好處，對國家只有危害。”太宗很同意他的說法。
貞觀十三年(797)傅奕去世，終年八十五歲。臨死前告誡兒子說“：老子莊子以道為一的篇章，周公孔子《六經》的學說，這是儒教，你應當學習它。妖幻的胡教擾亂中華，整個社會都迷惑了，只有我一人嘆息，大家都不信從我，可悲啊！你們不要學。古人裸著下葬，你們應該照著辦。”傅奕平時生病，從不請醫服藥，雖然研究陰陽占卜的著作，可并不相信，又曾經醉倒，突然驚起說：“我大概要死了。”因此自己撰寫墓志道：“傅奕，青山白云人也。因醉酒而殆，嗚呼哀哉！”他的曠達都是這種樣子。注過《老子》，并撰寫了《音義》一書，又搜集魏、晉以來批駁佛教的人編成《高識傳》十卷，流行于世。
呂才，博州清平縣人。小時候愛好學習，熟讀陰陽方技一類書籍。貞觀三年(629)，太宗命令祖孝孫修改整理樂曲，祖孝孫卻跟懂音樂的王長通、白明達等人各持一說相持不下。太宗命令侍臣重新尋找行家，中書令溫彥博推薦呂才，說他聰明智慧多才多藝，沒有見過的，沒有聽過的，看一次聽一次，都能弄清其中的奧妙，對音樂尤其善長，請求太宗考核他。侍中王王圭、魏征又大力稱贊呂才學識精深，魏征說：“呂才會制作十二支一套的尺八管，它們長短不同，一支對應著十二律中的一個音調，沒有不合音律的。”太宗立即招聘呂才，安排在弘文館供職。太宗曾經閱讀周武帝撰寫的《三局象經》，不明白里頭的意思。太子洗馬蔡允恭小時候曾經玩過這種游戲，太宗叫來問他，他也忘記了。于是召見呂才詢問。呂才推究了一個晚上，就能畫圖講解，蔡允恭一看，回憶起了小時候的玩法，跟呂才講的正好一樣，因此呂才就出了名。一直提升到太常博士。
太宗鑒于《陰陽書》近代以來逐漸加進了一些謬誤虛假的東西，牽強附會得厲害，禁忌限制也多，于是命令呂才和十幾名專家學者一起對它進行校正，刪掉淺薄庸俗的東西，保留有用的內容。撰寫成新書五十三卷，刪除合并原書為四十七卷，貞觀十五年(641)，全書編印成功，太宗詔令發行。呂才多處援引典故評定是非，雖然作為術數研究是個不足，但是非常符合經書的義理，現在簡要地選錄其中的幾篇。
他為宅經篇寫的序言說：
“《易經》說：‘遠古的人居住在洞穴，生活在野外，后代的圣賢用房屋代替洞穴，大概是從“大壯”到象受到啟發。’到了商朝、周朝，就已出現占卜擇地定居的文字，所以《詩經》說‘占卜它的陰陽’，《書經》說‘占卜顯示只能定居洛邑’，這些就是占卜住宅吉兇，它的來歷已很久遠了。到了近代的巫師，又增加了把人的姓按五音五行分配，加上吉兇忌諱的‘五姓’說。所說的‘五姓’，叫作宮、商、角、徵、羽，水、火、木、金、土，天下各種事物，全都分配到五音五行之下，從而預測吉兇，把這定為法則。比如張、王等姓分屬為商，武、庾等姓分屬為羽，想以字的韻母相似相同來推測；而把柳姓分屬為宮，把趙姓分屬為角，它們在聲韻上并不相通。其中也有同一個姓分屬宮、商兩類的情況，以后還有多字的復姓，又徵、羽相混。用經典檢驗，本來沒有‘五姓’的說法，各種談陰陽五行的書籍里，也沒有‘五姓’的文字，‘五姓’說不過是民間的口傳說法，終究沒有出處。惟獨《堪輿經》記載，黃帝軒轅回答他的臣子天老時，說過‘五姓’的話。而在黃帝時代，只有姬、姜幾個姓，到了后代，得到天子賜姓的越來越多。以至像管、蔡、成阝、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同是姬姓子孫；孔、殷、宋、華、向、蕭、亳、皇甫，同是子姓后代。即使其他賜給的姓，規則都是這樣。隨著封地官職名稱取姓，像樹抽枝長葉一樣增長，還不知道這樣一些姓，怎么劃分歸屬？再查閱一下《春秋》，把陳、衛、秦一同分屬水姓，齊、鄭、宋一同分屬火姓，有的繼承最早的祖姓，有的附借隸屬的星名，有的采用居住的地名，也不是宮、商、角、徵，一同管轄。這些就是在古籍中找不到根據、道理反常偏邪的學說。”
他為祿命篇寫的序言說：
“據《史記》記載，宋忠、賈誼諷刺司馬季主說：‘他占卜，就給人家添福加壽來讓人高興，詐稱吉兇禍福來騙光人家的錢財。’又據王充的《論衡》說‘：看見骨相就知道壽命禍福，知道壽命禍福就能推想出骨相。’這些就是有關祿命的記載，已經流傳很久了。從各個方面推測祿命，有的話總會碰巧說準，人們也就相信。如今來研討，根據的不是實況記錄。但是得到好運，不是靠出生在吉日良辰；遭受災禍，哪是由于命該遭到劫持殺害。皇天不講親疏關系，總是援助有道德的人，作惡行善的報應，像影子伴隨形體、回響緊跟聲音一樣迅速。所以夏桀作惡多端，皇天就消滅他；宋景道德崇高，怪星就避開他。勤學就有俸祿，哪里是出生于‘建學’的時辰？周文王勞苦憂慮減了壽命，跟出生于‘空亡’的兇月沒有關系。在長平被秦將白起活埋的趙國四十萬兵卒，還沒聽說他們一樣出生于觸犯‘驛馬三刑’的兇險時辰；南陽的諸葛亮等地位顯赫的人物，哪里都是出生在名為‘六合’的吉利日子？歷代洪水泛濫，不只是在河魁星當值的兇日；蜀郡烈日炎炎，難道是全郡的人都該遭受皇天降下的火災？如今也有祿命相同的人，而地位高低卻有很大差別；即使是孿生兄弟，壽命的長短也不相同。
“據《春秋》記載，魯莊公出生于桓公六年(前706)七月。現查閱《長歷》，莊公生于乙亥年，建申月。從這個情況看，莊公遇上‘空亡’的惡運。依照祿命書，斷定應該貧寒低賤，還觸犯名為‘勾絞’的六種兇事，違反名為‘驛馬’的三種禮法，在這個時辰出生的人，全都沒有官職爵位。七月屬火命，出生于‘病鄉’年月，體質瘦小虛弱，身材矮小丑陋。可《詩經·齊風·猗嗟》章卻譏諷莊公‘器宇何等軒昂，身材何等頎長，眉目何等清秀，步履何等雄壯’。只有‘向命’這條，斷定應當長壽。據查《春秋》記載，魯莊公卒年四十五歲。這是祿命書沒有應驗的例證之一。
“又據《史記》記載，秦始皇嬴政出生于昭襄王四十八年(前259)，宋忠寫的注解說：‘因為是正月出生，就取名叫政。’據查襄王四十八年是壬寅年。這年正月出生的人，命運應當是‘背祿’，斷定沒有官職爵位，即使得到一官半職，仆從也少。秦始皇又能破‘驛馬三刑’，自身能克制‘驛馬’，斷定盼望做官卻得不到；正月屬金命，出生于‘絕下’的年月，盡人的責任無頭有尾，老年反而更加吉利。現查閱《史記》，秦始皇卻是有頭無尾，老年反而更加兇險。只是生于‘建命’之時，斷定應當長壽，算來他逝世時，年紀沒有超過五十歲。這是祿命書沒有應驗的例證之二。
“又據《漢武故事》記載，武帝劉徹出生于乙酉年(前156)七月七日清晨。也遇上了‘空亡’的惡運，斷定沒有官職爵位，雖然趨向‘驛馬’，但還隔著四個時辰，按照祿命書的推斷，年輕時沒有官職，年老時才能興旺，現查閱《漢書》，武帝登位，年齡才十六歲，到他晚年，全國人口減少了一半。這是祿命書沒有應驗的例證之三。
“又據《后魏書》說：北魏孝文帝元宏出生于獻文帝拓跋弘皇興元年(467)八月。現根據《長歷》一書，那是丁未年。照這推斷，孝文帝是‘背祿’的命運，并且違背‘驛馬三刑’，自身能克制‘驛馬’。按照祿命書，斷定沒有官職爵位，命中注定是遺腹子，出生之時就見不到父親。現查閱《后魏書》，孝文帝親自繼承了他父親元顯禪讓的帝位。禮法規定：繼承帝位的長子在父喪之初確定身份，過一年后才正式登基。這是因為皇帝沒有了父親就把朝廷的三老五更當作父兄伺候以表示孝心友愛。孝文帝是接受父親的禪讓，跟一般的禮儀不同，親自率領天下臣民伺奉自己的父母，但祿命書卻說他不會見到父親。這是祿命沒有應驗的例證之四。
“又據沈約的《宋書》說：宋高祖劉裕出生于癸亥年三月。按這種情況推斷，福祿壽命都遇上了‘空亡’的惡運。按照祿命書，斷定沒有官職爵位，又因出生于‘子墓’之中，只有正妻生的一個長子，即使有個次子，斷定會夭折。現查閱《宋書》，高祖的長子少帝劉義符剛當一年國君就被篡位者殺掉，次子文帝劉義隆卻當了三十年國君。高祖又出生于‘祖祿’之下，斷定嫡孫會有財富俸祿。現查閱《宋書》，他的孫子劉劭、劉浚一齊被人篡位殺害，差點斷送劉宋江山。這是祿命書沒有應驗的例證之五。”
他為葬書篇寫的序言說：
“《易經》說：‘古代安葬，用柴草覆蓋死者，不筑墳，不立碑，守孝時間長短不論。后代的圣賢改用兩層棺木安葬，是采用“大過”卦的超過常理來拯救患難的意思。’《禮記》說‘：安葬，就是隱藏，想叫人不能看到他。’但是《孝經》說‘：用占卜選擇墓地來安葬他。’因為報答父母養育之恩的事已經完畢，就把墳墓作為永遠感激懷念的地方；安葬的禮儀已經結束，就把墳墓作為亡靈的永久住宅。朝廷、集市不斷變遷，不能對未來進行預測；泉水、山石相互侵蝕，不能預先知道地下的情況。因此想到占卜，希望沒有后患，這不過是把父母的喪事辦得圓滿一些，并沒有求吉利避兇險的意義。到近代以來，出現了測陰陽看風水的安葬方法，有的選擇一個有利時間，有的計算墓田的遠近，一件事情辦得不妥，死者活人都要遭殃，巫師就靠這獲取財物，沒有誰不任意設卡訛詐。于是使得以卜葬為業的，就有一百二十家，各說各的吉兇禍福，限制禁忌很多。再說鋪天蓋地，關于陰陽的理論非常完備；一剛一柔，消長交替的意義非常詳盡。有的在天文歷法方面有了成果，有的在生理衛生方面有了心得，日月星辰在天上運行，溫熱涼寒在地上交替，這才是陰陽理論的正道，片刻不能忘掉。至于喪葬的吉兇禍福，那是附會陰陽學說弄虛作假。
“《左傳》說：帝王逝世滿七天入殮，滿七個月安葬；諸侯去世滿五天入殮，滿五個月安葬；大夫去世滿三個月安葬；士民百姓去世滿一個月就可以安葬了。這就是地位高低不同，禮儀規定就不同。這樣規定，是想約定俗成，報喪吊喪有個日期，根據日程妥善辦事，于是成了固定的制度。禮法一經確定，不能違反。所以提前安葬，叫作不留戀死者；延期不葬，會被指責為失禮。這就是喪葬自有固定日期，不用選擇年月，例證之一。
“《春秋》又說：丁巳日，安葬定公，因下雨，不便安葬，推遲到戊午日(第二天)才安葬完畢。記載禮儀的典籍認為妥當。《禮記》說‘占卜安葬時間先挑遠的日子’，一般是選月底，是為了避免批評為不留戀死者。現查閱葬書，在己亥這天舉行喪葬最不吉利。而據春秋時代的史料記載，己亥這天舉行喪葬的共有二十多起。這就是喪葬不用選擇日子，例證之二。
“《禮記》又說：‘周代崇尚紅色，大事在清晨辦理；商代崇尚白色，大事在中午辦理；夏代崇尚黑色，大事在黃昏辦理。’鄭玄注釋說：‘大事指什么？指的是喪葬。’這就是直接按照當時風尚決定取舍，不必選擇時辰的早晚。《春秋》說，鄭國的官員子產和子太叔安葬鄭簡公，這時司墓大夫家的房屋擋了出喪的路。如果拆掉房屋，清晨棺柩可以入土；不拆房屋，中午才能入土。子產不想拆房屋，要等中午棺柩入土。子太叔說‘：如果中午入土，怕要長時間地辛苦參加葬禮的各國的諸侯大夫。’那么，子產既是大學者，子太叔是為諸侯做抉擇，國家大事，沒有超過國君喪葬的，如果事關吉兇，拆屋的辦法怎能不用？現在卻不管時辰當與不當，只談人情行與不行。《曾子問》說：‘出葬時遇上日蝕，把棺柩擱在路的左邊，等到太陽亮了再安葬，是為了防備意外事變。’如果按照葬書，多半選擇乾、艮兩個時辰，都是接近半夜，這就儀式與禮節互相違背。現查閱《禮記》、《左傳》，喪葬不用選擇時辰，例證之三。
“《葬書》說，富貴官職，都由安葬獲得；壽命長短，也是墳墓造成。但是現在據《孝經》說‘：樹立自身，實行仁道，就美名傳到后世，讓父母受到贊揚。’《易經》說‘：圣人最寶貴的東西是身份地位，保持身份地位的辦法是仁道。’因此一天比一天謹慎，就永遠保持祿位，如果不建立德行，就沒有后代，這就不是從安葬的吉兇來談福壽的長短。魯孝公的后代臧孫氏子孫相傳，跟安葬的日期是否吉利無關；楚君若敖氏的全族被父親熊鄂殺絕，不是由于父母遷葬的墓地不好。這就是安葬的吉兇理論不能相信運用，理由之四。
“如今判斷喪葬吉兇，都照‘五姓’說的便宜。古代安葬，都在都城的北邊，墓地已有固定的處所，哪有以‘五姓’說擇定墓地的禮儀？趙國安葬貴族，都在九原；漢代帝王的陵墓，分葬在各地。高處還是低處吉利，談都不談；墳墓是大還是小好，那有什么意義？后來子子孫孫總是富貴，有的跟夏商周三代風格相同，有的分立六國而稱君主。這就說明‘五姓’說法，完全沒有歷史依據；吉兇的道理，從哪兒產生？理由之五。
“再說作為人臣的名望地位，升降怎能固定不變，有的開始卑賤后來尊貴，也有的開始順利結果困頓。因此楚國的子文三次被免去令尹官職，魯國的展禽三次被罷黜士師的職務。占卜擇地一經定下，就不能更改；墳墓筑成之后，完全不能變動，那么為何名望地位沒有一個短暫的穩定時間？所以知道加官晉爵在于人的努力，不是由安葬招致的，理由之六。
“民間的凡夫俗子沒有知識，都信葬書，巫師詐稱懂得喪葬吉兇，愚人想靠這獲利免災。于是使得人們在極度悲痛的時刻，選擇安葬場地希望得到官職；在橫遭殘害的年月，選擇安葬時間圖謀錢財利祿。有的說這個時辰不應哭泣，就微笑著接受來賓的哀悼慰問；有的說親屬禁忌到墓地，就穿喜慶的服裝不為親人送葬。圣賢設置禮教，難道是這樣嗎？葬書傷風敗俗，竟然到了這種地步，理由之七。”
太宗又叫呂才繪制《方域圖》和《教飛騎戰陣圖》，都合太宗的心意，提升為太常丞。高宗永徽初年，參加編寫《文思博要》和《姓氏錄》。顯慶年間，高宗由于古琴曲譜中有一首《白雪》，近代失傳，委派他對原有曲譜進行充實潤色。呂才匯報說“：我根據《禮記》和《家語》的記載，虞舜彈奏五弦琴，唱《南風》歌，就知道用琴彈奏樂曲，都要配上歌唱。又據張華的《博物志》說：《白雪》是天帝讓素女彈奏五十弦瑟的樂曲名稱。又據楚國大夫宋玉對襄王說，有一個外地人在郢都唱《陽春白雪》，城里應和的只有幾十個人。這就知道《白雪》這支古琴樂曲，本來應該配合歌唱，由于它格調高雅，應和的人就少。自宋玉以來，至今上千年了，還沒有能唱《白雪》這首歌曲的。我遵從皇上的命令，按照演奏的原曲，確定宮商音調，然后教授排練，同時配上了歌唱，特用皇上的《雪詩》作為《白雪》曲的歌詞。并且根據古今樂府民歌的手法，演唱一段正曲之后，都合唱一首別的歌詞，以君主的歌詞領唱，以臣子的歌詞合唱，展現前代的歷史風貌。現在采用太尉長孫無忌、仆射于志寧、侍中許敬宗等人的《奉和雪詩》作為合唱歌詞，共十六段，已全部教授排練完畢，并且都還和諧。”高宗特別高興，又寫出《白雪歌詞》十六首，交給呂才編進了樂章。
當時右監門長史蘇敬進言，陶弘景編著的《本草》，存在不少差錯。詔令中書令許敬宗和呂才以及李淳風、禮部郎中孔志約，會同各位著名醫生，對原書進行改寫，仍舊命令司空李責力主持修訂，連插圖合成五十四卷，當時大量傳布。
呂才于高宗龍朔年間任太子司更大夫。麟德二年(665)去世。著作《隋記》二十卷，當時頗為流傳。
兒子呂方毅，七歲時能朗讀《周易》、《詩經》，太宗聽說他小小年紀非常聰敏，召見他，對他感到奇特，賞賜給他寫字用的絹帛。后來任右衛鎧曹參軍。母親去世，他悲痛過度，竟然哀傷而死。白色喪車載著他的遺體，隨著他母親的喪車出葬。他的朋友郎余令用白粥、水酒，一把青草，在路邊祭奠，人們非常悲傷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