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興四大詩人　　范成大與楊萬里年齡相仿，都是在北宋滅亡前后出生的，又同在紹興二十四年中進士，同列名于“中興四大詩人”。不過范成大在仕途上更為得志，做到參知政事，晚年退職閑居。有《石湖居士詩集》。 范成大一度也深受江西派的影響，現存的一些早期作品中，可以看到不少語言澀滯、堆垛典故的現象，和一些似禪非禪、似儒非儒的議論。不過，范成大在學江西詩風的同時，比較廣泛地汲取了中晚唐詩歌的風格與技巧，在博采眾長的基礎上突破了江西詩風的籠罩。尤其許多近體詩，委婉清麗中帶有峻拔之氣，有他自己的特點。 點評(眼兒媚.酣酣日腳紫煙浮): 詞亦文之一體，昔人名作，亦有理脈可尋，所謂蛇灰、蚓線之妙。如范石湖眼兒媚萍鄉道中云云，“春慵”緊接“困”字、“醉”字來，細極。 楊萬里、范成大、陸游和尤袤號稱“中興四大詩人”。當時楊、陸的聲名尤著。尤袤流傳下的作品很少，成就也不高；楊、范雖比不上陸游，但都能擺脫江西詩派的牢籠，思想、藝術各有特色，不愧為南宋杰出的詩人。

楊萬里對范成大的評價　　楊萬里評他的詩“清新嫵媚”、“奔逸雋偉”(《石湖詩序》)，主要是指“點綴湖山”一類作品而言。其實范詩還有“婉峭”、“淺切”的一面。楊萬里還說：“今海內詩人，不過三四，而公皆過之，無不及者”，這評價也欠公允。范是不能和陸游相比的。他深受佛、道影響，詩中消極頹廢的東西還是不少的。

“旅行家”范成大　　作為旅行家，范成大比不上徐霞客，但作為士大夫和詩人，范成大的精神世界卻遠比徐霞客這樣的“專業”旅行家豐富　　南宋乾道六年（公元1170年），45歲的范成大受命出使金國。他作為“祈請使”，目的有二：一是求趙宋皇室陵墓所在的河南鞏、洛之地，二是重議兩國交換國書的禮儀。　　此時距金滅北宋已40余年，南宋與金國劃淮河為界，以“侄兒”的身份卑事金國。南宋想以“祈請”的方式收拾失去的河山與尊嚴，不啻于癡人說夢。就連宋孝帝本人也知道，此行不但沒啥勝算，還兇多吉少，臨行前他對范成大說：“朕不敗盟發兵，何至害卿！嚙雪餐氊，理或有之。”這就是讓他做好當蘇武的心理準備了。

心情最為復雜的旅行　　乾道六年使金，是他一生中心情最為復雜的一次旅行　　范成大此行著有旅行日記一卷，名為《攬轡錄》，取東漢名士陳蕃“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的意思。據此書記載，他于六月“出國門”，“八月戊午”渡淮出國界，十月“戊午”復渡淮歸來，在金國境內逗留了兩個月。中國現存最早的私人日記是唐李翱的《來南錄》，到北宋時，士大夫作日記者已經很多，其中以王安石的《日錄》篇幅最為浩繁，有八十卷之多，然而多記政事，實為一種私家史乘。而早期的私人日記多為篇幅短小的紀行之作。　　范成大乃南宋詩壇巨匠，與陸游、楊萬里等并稱“中興四大家”，以“清新嫵麗”而又“奔逸俊偉”的詩風馳名于世。范成大是一個眼界開闊、感覺敏銳的觀察者，對自然界的山水泉石充滿熱愛，對升斗細民的悲歡富于理解之同情；他有很強的好奇心，對于殊方異域、奇風異俗都報以強烈的興趣；他官至宰輔，風節凜然，一生宦跡又極其廣闊（“予生東吳、而北撫幽燕、南宅交廣、西使岷峨之下，三方皆走萬里，所至無不登覽”），故胸中千丘萬壑，下筆氣象萬千。另一面，范成大又是一個內心豐富、情感真摯的人，無論是感時、憂國、憫農、刺政還是傷逝、惜別、嘆老、思鄉，他的詩里總有一些特別細膩而個性化的體察，用一句老話來說———他的詩里有“人”。　　乾道六年使金，是范成大一生中心情最為復雜的一次旅行，壓抑、悲愴，而又滿懷忠義豪情，因此《攬轡錄》中的許多文字也特別感人。如寫北宋舊都東京汴梁的殘破：新宋門內“彌望悉荒墟”，“大相國寺，傾檐缺吻，無復舊觀”……凡東京一門一樓，皆羅列其舊名與“虜改”之新名，貌似簡單的記錄，而板蕩之痛與黍離之思盡在其中。　　更讓人心碎的當然還是中原的遺民，淪陷已久，“民亦久習胡俗”，“男子髡頂”，“村落間多不復巾，蓬辮如鬼”，然而父老“遺黎往往垂涕嗟嘖，指使人云：‘此中華佛國人也。’老嫗跪拜者尤多”……除《攬轡錄》外，此次使金他還留下72首絕句，匯為《北征小集》，其中佳作甚多。　　范成大此次出使雖然沒有達到預期的目標（本來就是不可能達到的），但表現得風骨凜然，甚至連金主也認為“可以激勵兩國臣子”———弱國外交的極致也只能是爭取一點精神上的尊嚴了。

他的抱負　　他是打開了心胸和慧眼的詩人，他的飽覽山川聯系著“許國”的抱負　　歸國后，范成大得到朝廷的肯定，但很快又因剛直而被黜，于乾道七年受命出帥靜江府（廣西桂林），這就是“南宅交廣”之行。這次旅行實際開始的時間已是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臘月七日，他從老家吳郡（蘇州）出發，南經湖州、余杭，至富陽而入風景如畫的富春江。在余杭時與遠送而來的親友道別，場面極其傷感。之前更不得不將重病的乳母留在余杭，“分路時，心目刲斷。世謂生離不如死別，信然。”　　與眾人別后二日就是除夕之夜，“發富陽。雪滿千山，江色沈碧。夜，小霽。風急，寒甚。披使虜時所作棉袍，戴氊帽，作船頭縱觀，不勝清絕。”　　此情此境此文，讓人一見之下，永銘于心。試想身披兩年之前去國北征的寒衣，胸懷著二日之前與親友訣別的凄愴，于此除夜之際，置身于寒江的扁舟上，心緒如無限宇宙中的一點孤明，所謂“不勝清絕”者，實是無以言之而強為之言了。　　溯富春江，經桐廬、蘭溪入衢江，然后經常山縣出浙江、入江西的信江，經信州（上饒）、貴溪、余干而到南昌，登滕王閣；入贛江，乾道九年元月十二日至臨江軍（樟樹），十四日游薌林和盤園———這兩處都是當時著名的園林，給范成大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幾棵大梅、古梅，晚年隱居石湖后，他就全力經營石湖的范村，“以其地三分之一與梅”，并專門著有《梅譜》一卷。　　過臨江軍后即入贛江支流袁水，過袁州（宜春）、萍鄉進入湖南境內。泛湘江南下，至衡山，謁南岳廟，因病未登山，然后陸行經永州、全州，三月十日，入桂林。凡水陸路程三千里，歷時三月，著游記一卷，取韓愈詠桂林的“遠勝登仙去，飛鸞不暇驂”詩意，取名為《驂鸞錄》。　　毋庸置疑，范成大是中國古代一位偉大的旅人。　　古代士大夫因仕宦而四處游歷并非罕見，但大多數人只會寫一些例行的文字，無論是登臨懷古還是厭宦游、思故土，往往流于程式。這類詩人的作品，讓你看不出他生活的時代是唐代還是清代，也看不出他吟詠的是嶺南還是中原，尤其重要的是，你看不到背后有一個獨一無二的“人”。　　而范成大則是一個打開了心胸和慧眼的詩人，他筆下的風物很少是通用的，而是富于一時一地的特殊性，但又不是現實的實證主義鏡像，而總是用他的情懷和風格提升著外在的世相。　　作為旅行家，范成大當然比不上徐霞客，但作為士大夫和詩人，他的精神世界卻要遠比徐霞客這樣的“專業”旅行家更豐富。他在一首詩中寫道：“許國無功浪著鞭，天教飽識漢山川”———他的飽覽山川是與“許國”的抱負聯系在一起的，正是為了“許國”，他才經受了“三方皆走萬里”的艱苦旅程。

他的向往　　一生的漂泊已經沉淀在他內心，成為記憶中永恒的財富　　士大夫是必須“兼濟天下”的，然而作為詩人，范成大又始終非常向往鄉居歸隱的田園生活。　　淳熙四年（公元1177年），范成大52歲，離四川制置使任，五月底從成都萬里橋出發，十月已巳進入吳郡（蘇州）的盤門。和前兩次懷著重重心事的旅行不一樣，雖然與四川的同僚朋友分別不免傷感，這一次的回鄉之旅壓倒性的情緒是“歸去來兮”的喜悅和輕松。這次的行程比較簡單：沿岷江入長江，然后一路過三峽，經湖北、江西入江蘇，從鎮江轉常州、蘇州。此行有游記二卷，取杜甫“門泊東吳萬里船”意命名為《吳船錄》。與前二錄相比，此書篇幅最長，也最為后人推重。　　《吳船錄》內容極豐富，除了記名山大川之美，如寫峨眉山佛光之奇如在目前，狀三峽湍流之險驚心動魄，也有許多人文歷史方面的記載非常有價值，如記江州東、西林寺的唐代碑刻，抄錄峨眉牛心寺釋繼業所著西域行程等，頗有史料價值。此書文章之美，不愧為中國山水文字中的典范。　　從乾道八年十二月出盤門到淳熙四年入盤門，范成大完成了一個象征性的循環，從此結束了作為旅人的生涯。從四川歸來過武昌時，他曾于中秋夜回憶自己十三年間，十一處見中秋，“其間相去或萬里”，當時便想：若得自此“歸田園，帶月荷鋤，得遂此生矣”。淳熙九年，范成大終于遂愿退休，從此在石湖度過了長達十年閑適而優裕的晚年生活，寫下了最后的名作《四時田園雜興六十首》，并為家鄉撰寫了一部具有開創意義的方志：《吳郡志》。　　在最后的歲月里，他仍然對旅行充滿向往，但毫無疑問的是，每當中秋賞月的時候，他都會想起從前度過中秋的那些地方：一生的漂泊已經沉淀在他內心，成為記憶中永恒的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