蟾宮折桂　　升庵自幼聰慧過人，又非常好學，再加上他出生于書香門第，是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楊廷和之子，湖廣提學僉事楊春之孫，所以從小就受到很好的家庭教育。七歲時，他母親教他句讀和唐代絕句，常能背誦。十一歲時，就會寫近體詩。十二歲時，擬作《吊古戰場文》，有“青樓斷紅粉之魂，白日照翠苔之骨”的警句，他的叔父兵部侍郎瑞紅看了極為贊賞，復命擬《過秦論》，其祖父讀了之后，自矜謂：“吾家賈誼也”（陳文燭《楊升庵太史年譜序》）。有一天，他的父親和叔父們觀畫，問升庵曰：“景之美者，人曰似畫；畫之佳者，人曰似真，孰為正？”要求他寫一首詩加以說明，升庵略加思索，立即寫詩云：“會心山水真如畫，名手丹青畫似真；夢覺難分列御寇，影形相贈晉詩人。”他十三歲時，就隨父入京師，沿途寫有《過渭城送別詩》、《霜葉賦》、詠《馬嵬坡》詩等，其《黃葉詩》，轟動京華。當時茶陵詩派的首領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李東陽“見而嗟賞，令受業門下”（《明史》卷192），并稱楊慎為“小友”。升庵二十一歲時，參加會試，主考官王鏊、梁儲已將楊慎寫的文章列為卷首。不料燭花竟落到考卷上燒壞，以致名落孫山。遭此意外的打擊，楊慎并沒有灰心失望。經過幾年的刻苦努力，楊慎終于在正德六年（1511）他二十四歲時，殿試第一，考中狀元，授翰林修撰。從此，楊慎正式登上明朝政治舞臺。

入仕求退　　楊慎的政治生涯是非常坎坷艱辛的。他為人正直，不畏權勢。明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燳是一個喜歡玩樂的人.不理朝政,喜歡到處游玩.針對武宗荒誕的行為，楊慎不避斧鉞，敢于犯顏直諫，于正德十二年（1517）呈上《丁丑封事》的奏章，指責朱厚燳“輕舉妄動，非事而游”，勸他停止這種荒唐行為。朱厚燳根本不理睬，依舊我行我素。升庵目睹民不聊生，國事日非，實在氣憤不過，稱病告假，辭官歸里。

逆鱗廷杖　　正德十六年（1521）武宗終被害死，死因不明，成為一場懸案，因無子嗣，由其堂弟朱厚熜繼位，是為明世宗。授楊慎翰林院修撰，經筵講官。升庵利用給皇帝講書的機會，經常聯系當時實際情況教育世宗。如對已判死罪尚未誅殺的佞宦張銳、于經等人，由于大肆行賄、世宗破例赦免了他們的死罪。升庵在經筵講課時，便特地選出《尚書》里《金作贖刑》這一章，對世宗講道：“圣人贖刑之制，用于小過者，冀民自新之意；若大奸元惡，無可贖之理。”朱厚熜聽了之后很不高興，常常借故停止講書。這樣，升庵由于耿直，既失歡于皇帝，又結怨于權奸。楊慎雖胸懷壯志，力圖報國，但其政治才能在當時是難以施展的。　　特別是在內閣“大禮議”的紛爭中，突出表現出楊慎的“叛逆”風骨。事情是這樣的：朱厚熜以“兄終弟及”的方式登上皇帝寶座后，按照皇統繼承規則，世宗要承認孝宗是“皇考”，享祀太廟；自己的生父只能稱“本生父”或“皇叔父”。朱厚熜即位后第六天，就下詔令群臣議定他自己的生父興獻王為“皇考”按皇帝的尊號和祀禮對待；這樣，皇統與家系就成了當時內閣大臣紛爭的議題。當時，張璁、桂萼等新貴，為迎合上意，攀附權奸，主張在憲宗與武宗之間，加入睿宗（興獻王朱祐杬），德高望重的楊廷和父子和許多大臣堅決反對。為此，楊廷和被迫辭官歸里，升庵一再上書辭職，不愿與張、桂等“無恥小人”同列共事。對此，剛愎自用的朱厚熜非常生氣，他一意孤行，正式下詔改稱生父為恭穆皇帝，升庵“又諧學士豐熙等疏諫。不得命，偕廷臣伏左順門力諫”，世宗更加震怒，竟使用暴力鎮壓，“命執首八人下詔獄”。消息傳出，群情激憤。楊慎約集同年進士檢討王元正等二百多人，激動地說：“國家養士一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于是，在金水橋、左順門一帶列宮大哭，抗議非法逮捕朝臣、聲徹宮廷。“帝益怒，悉下詔獄，廷杖之。”升庵于七月十五被捕，十七日被廷杖一次，死而復蘇；隔十日，再廷杖一次，幾乎死去，然后充軍云南永昌衛（今云南保山縣）。

流放滇南　　楊慎在放逐滇南漫長的三十多年流放生活中，并未因環境惡劣而消極頹廢，仍然奮發有為，不肯向邪惡勢力屈服。他路經湘西，想起了被楚懷王放逐的屈原，情不自禁地哼出：“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在貴州，他想起了流放夜郎（今桐梓縣）的李白，感嘆“我行更迢遞，千載同潛然”（《恩譴戌滇紀行》）。他不僅寄情山水，而且悉心著述，為白族修史。每到一處，往往借詠邊塞奇花異草，抒發政治熱情。他在《南枝曲》中，以生在“窮山絕域”而“絕世獨立”、自放清香的老梅自喻；在《山茶花》中，盛贊山茶花不畏嚴寒，“綠葉紅英斗雪開”的傲然風骨。他在永昌看到“背日而開，與蜀葵相反”的唐婆鏡花，就慨嘆葵花向日，固然是忠臣的象征；唐婆鏡花背日而開，應是諍臣的表現。諍臣往往受到謅媚佞臣的排擠和誣害，無恥小人又經常喬裝成向日蜀葵，使人忠奸難辨，真假難分。在詠物之中，寄寓著自己正直的人格和理想。　　更為難能可貴的是楊慎在放逐期間，仍然關心人民疾苦，不忘國事。如當他發現昆明一帶豪紳以修治海口為名，勾結地方官吏強占民田，化公為私，斂財肥己，坑害百姓時，不僅正義凜然地寫了《海門行》、《后海門行》等詩痛加抨擊，還專門寫信給云南巡撫趙劍門，力言此役“乃二三武弁投閑置散者，欲謀利自肥而倡此議”，請求制止如此勞民傷財的所謂水利工程。

伉儷情篤　　楊慎的政治生活雖然十分坎坷，但愛情生活卻很幸福美滿。他的夫人黃娥，字秀眉，四川遂寧（又稱黃安）人，長詩詞，尤擅長散曲。婚后他們夫婦感情非常融洽，在桂湖之濱過著詩情畫意、相敬如賓的甜蜜生活。他倆經常在湖畔散步，榴閣賦詩，相互酬答。楊慎夫婦雖然情投意合，但并未陶醉于卿卿我我的兒女之情。婚后第二年，在黃娥的支持和勸促下，升庵就動身進京復官。　　楊慎與黃娥的忠貞愛情是經得起嚴峻考驗的。因為在他倆的生活旅途中，春光明媚的順境是很短暫的，而更多的是漫長的急風暴雨的逆境。當楊慎因仗義執言，遣戍滇南時，黃娥對丈夫不僅毫無怨言，而且深表同情，曲意勸慰，殷勤照顧。黃娥不辭風霜之苦，千里跋涉，親自護送升庵從北京到云南。嘉靖三年（1524）十二月十五日這個天寒地凍的夜晚，黃娥陪伴著骨瘦如柴，身帶枷鎖的楊慎，行至江陵的驛站門前，他看到妻子風塵滿面，疲憊不堪，再也不忍心讓她向前護送了，力勸妻子回四川新都老家。臨別之際，升庵填寫了一首《臨江仙》詞云：“楚塞巴山橫渡口，行人莫上江樓。征驂去棹兩悠悠，相看臨遠水，獨自上孤舟。卻羨多情沙上鳥，雙飛雙宿何洲？今霄明月為誰留？團圓清影好，偏照別離愁。”（《戍云南·江陵別內》）。情辭凄楚，催人淚下。黃娥回到新都，看到桂湖景物依舊，物是人非，寫了一首懷念丈夫的《七律·寄外》：“雁飛曾不度（一作到）衡陽，錦字何由寄永昌？三春花柳妾薄命，六詔風煙君斷腸。曰歸曰歸愁歲暮，其雨其雨怨朝陽，相聞空有刀環約，何日金雞下夜郎？”感情十分真摯。此后，黃娥曾越山涉水，到云南永昌探望楊慎，并在戍所住過兩年多的光陰，嘉靖八年（1529）楊慎父親去世，楊慎趕回新都治喪，夫婦才得短期會面。相見時難別亦難。臨別時，黃娥寫了《羅江怨》散曲，與升庵送別。曲云：“青山隱隱遮，行人去也，羊腸鳥道幾回折？雁聲不到，馬蹄又怯，惱人正是寒冬節。長空孤鳥滅，平蕪遠樹接，倚樓人冷欄干熱。（其三）”以冷與熱的強烈對比，反映自己內心的一片深情，凄婉動人，遂成千古名句。

著作等身　　楊慎一生刻苦學習，勤于著述，是有明一代著名的博學家。他不僅對經、史、詩、文、詞曲、音韻、金石、書畫無所不通，而且對天文、地理、生物、醫學等也有很深的造詣。如他任翰林時，正德皇帝朱厚燳問欽天監及眾翰林：“星有注張，又作汪張，是何星也？”眾張口結舌，無以對答，獨楊慎從容對曰：“柳星也”，并歷舉《周禮》、《史記》、《漢書》等文獻資料加以說明。他預修《武宗實錄》，事必直書，不為尊者諱。他在長期流放中，仍然“好學窮理，老而彌篤”（《明史·楊慎傳》）。在云南永昌邊塞荒涼地區，盡管圖書資料奇缺，升庵仍嗜書成癖，“書無所不覽”，經常對人說：“資性不足恃，日新德業，當自學問中來。”（《明史·何孟春傳》）他認為要“知天下”，一是依靠“躬閱”，從親身經歷中獲得知識；二是依靠“載籍”，從別的記載和書籍中取得。因此，他不僅刻苦讀書，手不釋卷；而且每到一處，就對當地風俗民情進行調查了解，努力學習當地民族語言，從親身經歷與實踐中豐富自己的知識。他以被逐罪臣的身份，僅憑自己苦學、實踐、記憶，在滇南時就寫出了不少筆記、選本以及許多注釋性書籍。如《南詔野史》、《云南通志》、《云南山川志》、《慎候記》、《南中志》、《滇載記》、《記古滇說》等書。據《升庵楊慎年譜》的記載，楊慎平生著作有四百余種。所以，《升庵外集》序稱：“國初迄于嘉隆，文人學士著述之富，毋逾升庵先生者。”《明史》本傳曰：“明世記誦之博，著作之富，推慎第一。”后人輯其重要著作編為《升庵集》，散曲有《陶情樂府》。　　楊慎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七月六日卒于戍所，時年七十二歲。臨終時，他還以“臨利不敢先人，見義不敢后身”勉勵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