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首詩是宋之問（此詩作者一說是李頻，此從上海辭書出版社的《唐詩鑒賞辭典》）從瀧州（今廣東羅定縣）貶所逃歸，途經(jīng)漢江（指襄陽附近的一段漢水）時寫的一首詩。詩意在寫思鄉(xiāng)情切，但卻正意反說，寫愈近家鄉(xiāng)，愈不敢問及家鄉(xiāng)消息，擔心聽到壞的消息，而傷了好的愿望。語極淺近，意頗深邃；描摹心理，熨貼入微；不事造作，自然至美。
前兩句追敘貶居嶺南的情況。貶斥蠻荒，本就夠悲苦的了，何況又和家人音訊隔絕，彼此未卜存亡，更何況又是在這種情況下經(jīng)冬歷春，捱過漫長的時間。作者沒有平列空間的懸隔、音書的斷絕、時間的久遠這三層意思，而是依次層遞，逐步加以展示，這就強化和加深了貶居遐荒期間孤孑、苦悶的感情，和對家鄉(xiāng)、親人的思念?！皵唷弊帧皬汀弊?，似不著力，卻很見作意。作者困居貶所時那種與世隔絕的處境，失去任何精神慰藉的生活情景，以及度日如年、難以忍受的精神痛苦，都歷歷可見，鮮明可觸。這兩句平平敘起，從容承接，沒有什么驚人之筆，往往容易為讀者輕易放過。其實，它在全篇中的地位、作用很重要。有了這個背景，下兩句出色的抒情才字字有根。
宋之問的家鄉(xiāng)一說在汾州（今山西汾陽附近），一說在弘農(nóng)（今河南靈寶西南），離詩中的“漢江”都比較遠。所謂“近鄉(xiāng)”，只是從心理習慣而言，正像今天家居北京的人，一過了黃河就感到“近鄉(xiāng)”一樣（宋之問這次也并未逃歸家鄉(xiāng)，而是匿居洛陽）。按照常情，這兩句似乎應該寫成“近鄉(xiāng)情更切，急欲問來人”，作者筆下所寫的卻完全出乎常情：“近鄉(xiāng)情更怯，不敢問來人?！弊屑殞の叮钟X得只有這樣，才合乎前兩句所揭示的“規(guī)定情景”。因為作者貶居嶺外，又長期接不到家人的任何音訊，一方面固然日夜在思念家人，另一方面又時刻擔心家人的命運，怕他們由于自己的牽累或其他原因遭到不幸?！耙魰鴶唷薄皬蜌v春”這種思念隨著擔心同時的到來，形成急切盼回家，又怕到家里的矛盾心理狀態(tài)。這種矛盾心理，在由貶所逃歸的路上，特別是渡過漢江，接近家鄉(xiāng)之后，有了進一步的戲劇性發(fā)展：原先的擔心、憂慮和模糊的不祥預感，此刻似乎馬上就會被路上所遇到的某個熟人所證實，變成活生生的殘酷現(xiàn)實；而長期來夢寐以求的與家人團聚的愿望則立即會被無情的現(xiàn)實所粉碎。因此，“情更切”變成了“情更怯”，“急欲問”變成了“不敢問”。這是在“嶺外音書斷”這種特殊情況下心理矛盾發(fā)展的必然。透過“情更怯”與“不敢問”，讀者可以強烈感觸到詩人此際強自抑制的急切愿望和由此造成的精神痛苦。這種抒寫，是真切、富于情致和耐人咀嚼的。
宋之問這次被貶瀧州，是因為他媚附武后的男寵張易之，可以說罪有應得。但這首詩的讀者，卻往往引起感情上的某種共鳴。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作者在表達思想感情時，已經(jīng)舍去了一切與自己的特殊經(jīng)歷、特殊身份有關(guān)的生活素材，所表現(xiàn)的僅僅是一個長期客居異鄉(xiāng)、久無家中音信的人，在行近家鄉(xiāng)時所產(chǎn)生的一種特殊心理狀態(tài)。而這種心理感情，卻具有極大的典型性和普遍性。形象大于思維的現(xiàn)象，似乎往往和作品的典型性、概括性聯(lián)結(jié)在一起。這首詩便是一例。人們愛拿杜甫《述懷》中的詩句“自寄一封書，今已十月后。反畏消息來，寸心亦何有！”和這首詩作類比，這正說明性質(zhì)很不相同的感情，有時可以用類似方式來表現(xiàn)，而它們所概括的客觀生活內(nèi)容可以是不相上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