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時期，地處東南的吳國是立國時間最長的國家。但在孫權病亡前后，統治集團內部在繼承權問題上就亂開了。朝官分成擁嫡、擁庶兩派，為廢、立太子斗爭非常尖銳。公元252年，孫權去世，內部矛盾很快表面化，宗室和大臣間彼此屠戮，長期進行爭權奪勢的斗爭。孫權之后，由孫亮、孫休先后稱帝，為時不長。公元264年，由孫皓執政。這個吳國的末代皇帝兇頑殘暴，窮奢極侈。他用剝面皮、鑿眼睛、滅三族等酷刑殺人。后宮已有數以千計的宮女，還在民間掠奪少女。甚至明令年年上報“將吏家女”的名冊，女孩子一到十五、六歲就要“簡閱”一番，供其挑選。暴虐的政治，苛酷的剝削，激起人民不斷起義，終于將吳國推進覆滅的深淵。

　　在吳國歷史上曾有過多次遷都事件。公元211年，孫權從吳遷都秣陵，并改名建業（即今南京），后來隨著政治、經濟形勢的發展，孫權遷都鄂，改名武昌。229年，又還都建業。很有進取精神的孫權，十分重視這兩個軍事重鎮，通過建都，使兩地經濟日臻繁榮；尤其是建業，成了南方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到孫皓時代，公元265年，他在西陵督闡的建議下，也來了一次遷都。什么原因呢？據說“荊州有王氣”。而建業宮殿已破舊。這個貪欲無度的暴君但求享盡人間歡樂，于是吹吹打打地從建業搬到武昌，并下令揚州地區的人民遠道從長江送去供享樂的一切耗資。沿江人民怨聲載道，苦不堪言。

　　“政事多謬”，加上“公私窮匱”，雖然孫皓還在醉生夢生之中，可國政已是風雨飄搖、岌岌可危了。左丞相陸凱是孫權留下的舊臣，對孫權的治國之道有切身感受，對孫皓的腐配專橫有冷靜觀察，算得是個統治集團中的清醒者。憑借舊臣身份，還敢于直言疏。《吳孫皓初童謠》就是陸凱在武昌勸孫皓時引用的一首童謠。陸凱在這個奏疏中，痛陳國衰民弱之現狀，力勸孫皓“省息百役，罷去苛擾，科出宮女，清選百官。”孫皓當然十分不悅，只是懾于陸凱的“宿望”，才沒有加害于他。

　　《吳孫皓初童謠》僅短短四句，卻從中透露出了人民的苦難、怨恨和不平。盡管武昌有美魚可烹食，有房屋可停居，但百姓寧愿到建業去，即使在那里只能飲水充饑，以至如履死地，也心甘情愿，在所不辭。為什么呢？就因為武昌為孫皓所居，人民苦于暴政久矣，已不能共存于一處。當然，這里還有一層深意，那就是建業曾是孫權的古都，人民向往建業，實是懷念創業皇帝孫權。當時為了備戰，孫權雖然也曾強賦厚稅，然而他個人尚能自持節儉。在倡導發展農業生產時，他不但贊同陸凱開墾農田的命令，而且主動提出他和兒子們親自受田耕種，“亦欲與眾均等其勞也。”公元247年，建業宮年久失修，武昌宮已用了二十八年，這些材料不能再用，建議采伐新材以筑新宮。孫權不許。認為正是戰爭期間，百姓負擔已重，如若再有通伐，就會妨損農桑。堅決讓臣下搬來武昌宮材瓦改作太初宮。對比孫皓的暴虐貪殘，人們能不痛恨萬分嗎？童謠正是通過向往建業、遠避武昌這種直率的語言責孫皓。以寧死而不愿留居武昌的激憤之聲，揭露了當時“苛政猛虎”的血淋淋社會現實，控訴了孫皓集團的滔天罪惡，抗議了他們的胡作非為。

　　當時永安山區的農民忍無可忍，在施但領導下發動了一場起義。初則數千人，發展到萬余人，直殺至建業城里，給孫皓政權以極大威脅，就在這種怨人怒的境況下，孫皓不得已于266年冬天灰溜溜地還都建業，一方面血腥鎮壓施但義軍，一方面以此平息朝野反抗。但是，他的驕奢淫欲并就此收斂。一到建業又耗費數以億計的資財筑起了一座顯明宮，“大開園囿，土山樓觀，窮極伎巧。”陸凱也曾強勸，而孫皓至死不悟，終于弄到財竭國亡的地步。

　　這首歌謠為陸凱作為例證引用于奏疏中，但保留著民謠樸實生動的面貌。它用強烈對比的手法，從正反兩方面突出反封建暴政的主題思想。相近的句式，相近的韻腳，成為在民間口相傳、不脛而走的有利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