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日，指農(nóng)歷九月九日重陽節(jié)。韓魏公即韓琦，字稚圭，相州安陽（今屬河南）人。早年曾同范仲淹一起防御西夏，推行慶歷新政，新政失敗，先后出知揚州、定州、并州。嘉祐年間（1056—1063）還朝，歷任樞密使、宰相。韓琦原作題為《乙巳重陽》，乙巳是1065年（宋英宗治平二年）。這年重陽節(jié)，蘇洵參加了韓琦家宴，席間韓琦賦詩，當晚蘇洵寫了這首和詩，半年后蘇洵就病逝了。在能夠確定年份的蘇洵詩中，這是最后一首；在今存近五十篇蘇洵詩中，這首是他的壓卷之作。

　　首聯(lián)從多年來他們的交游，一直寫到這天的宴會，語言高度概括，內涵十分豐富。蘇洵于1056年（嘉祐元年）持益州張方平、雅州雷簡夫的推薦信赴京謁見韓琦、歐陽修等名流重臣，從此成了他們的座上客。時蘇洵已四十八歲，年近半百，故說“晚歲登門”。雷簡夫稱蘇洵為“王佐才”、“帝王師”，蘇洵實際上也是以此自居的，而這里卻自稱“不才”，且冠以“最”字，并以自已的那“蕭蕭華發(fā)”同韓琦宴上的閃閃金罍（酒器）相映襯，表面自謙，實際充滿懷才不遇之感。

　　頷聯(lián)又從這天的宴會寫到他五年來的虛度光陰。出句以“不堪”承“最不才”，以“延東閣”承“金罍”，表示對韓琦宴請的謝意，詩人自謙中也含著牢騷。漢武帝時公孫弘自舉賢良，數(shù)年而至宰相，“于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保ā稘h書·公孫弘傳》）這里詩人即以公孫弘喻韓琦好賢而言自己不配這種禮遇。下句，詩人回答了“不堪”的原因：官卑位低，不堪重用。曲臺指太常寺。因《禮記》有《曲禮》篇，故稱專掌禮儀制度的太常寺為“曲臺”。蘇洵在1061年（嘉祐六年）被命于太常寺修纂禮書，至赴宴時，剛完成《太常因革禮》一百卷，費時五年。蘇洵以自己能輔助帝王的才能來做這種白首窮經(jīng)的工作，深感虛度年華，用非所長，這集中表現(xiàn)在“閑”、“老”二字上。1056年（嘉祐元年），歐陽修薦蘇洵于朝廷，“欲朝廷不次用之”；韓琦也以為可用，獨富弼主張“姑少待之”（葉夢得《石林燕語》）。拖了兩年，朝廷才召蘇洵試舍人院。蘇洵拒絕赴試，朝廷授以試秘書省校書郎，不久又以蘇洵為霸州文安縣（今屬河北）主簿，編纂太常禮書，直至去世。“書雖成于百篇，爵不過于九品?！保ā独咸K先生會葬致語》）這就是詩人發(fā)出“閑伴諸儒老曲臺”的深沉哀嘆的原因。

　　頸聯(lián)尤為歷代評論家所稱賞。重陽節(jié)歷來是人們登高賞菊，飲酒賦詩的好日子，但蘇洵卻在愁里度過。“佳”和“愁”形成鮮明的對比，而“久”字更有豐富的內容。蘇洵在二十七歲以前“游蕩不學”，不一定有“愁”。但從二十七歲開始，他發(fā)奮苦讀，希望有用于世，卻多次科考不第；后來，雖然名動京師，卻沉淪下僚，無法一展抱負。這個“久”字至少包括了他三十年的不得志。他已五十七歲，很難再有所作為?！芭及?，說明他平時已經(jīng)很少有雄心壯志；“醉中”，說明未醉時已清醒感到壯志難酬。但“傍”、“來”二字仍表現(xiàn)出“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的豪情，“其意氣尤不少衰”。（葉夢得《避暑錄話》）

　　尾聯(lián)以暮間歸來，反復吟詠韓琦新詩作結，戛然而止，余味無窮。韓琦《乙已重陽》說：“苦厭繁機少適懷，欣逢重九啟賓罍。招賢敢并翹材館，樂事難追戲馬臺。蘚布亂錢乘雨出，雁飛新陣拂云來。何時得遇樽前菊，此日花隨月令開。”韓琦詩中那種久居高位、賓朋滿座的富貴氣，使蘇洵更感到自己“閑伴諸儒”的窮窘；韓琦志滿意得之余的淡淡閑愁，更激起了蘇洵壯志不酬的深沉哀怨。這就是他越讀韓琦新詩就越發(fā)難以入睡的原因。暮、雨、寒三字為全詩烘托出一種昏暗、凄冷的氣氛，而“寒無睡”，“百遍開”更活畫出這位“蕭蕭華發(fā)”的老人輾轉反側、夜不能寐的神情。

　　葉夢得說：“明允詩不多見，然精深有味，語不徒發(fā)，……婉而不迫，哀而不傷，所作自不必多也。”（《避暑錄話》）這一首詩在內容上“精深有味，語不徒發(fā)”，深刻反映了宋代失意文人的精神苦悶；藝術風格上也是“婉而不迫，哀而不傷”，含蓄蘊藉，耐人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