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
　　漢朝君主奪回了東邊的封地于是報告平安，卻沒有人在宮殿議論在邊疆的士兵。
　　就算僥幸奪得了林胡地區，這些河荒戈壁的地方也是寸草不生。
　　其二
　　誓死要橫掃匈奴個個都奮不顧身，五千身穿錦袍的精兵戰死在胡塵。
　　真憐那無定河邊暴棄的粼粼白骨，還是少婦們春閨里思念的夢中人。
　　其三
　　在隴地多次看到邊塞的青草，樓煩的羌兵換了新的一批。
　　一起來的人有的去世了，充滿了離別之情，夜晚孤魂的哭聲響徹舊的營帳。
　　其四
　　生擒而獲的匈奴士兵無窮無盡，駐扎在黑山軍營的士兵對于龍蛇陣已熟知于心。
　　自從漢朝的公主遠嫁匈奴和親之后，胡地習俗已有一半與漢族相似了。

　　宋代魏泰《臨漢隱居詩話》：李華《吊古戰場文》：“其存其沒，家莫聞知。人或有云，將信將疑。悁悁心目，寢寐見之。”陳陶則云：“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里人。”蓋工于前也。
　　明代楊慎《升庵詩話》：后漢肅宗詔曰：“父戰于前，子死于后。弱女乘于亭障，孤兒號于道路。老母寡妻設虛祭，飲泣淚，想望歸魂于沙漠之表，豈不哀哉！”李華《吊古戰場文》祖之。陳陶《隴西行》云：“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里人。”可謂得奪胎之妙。
　　明代王世貞《藝苑卮言》：“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里人。”用意工妙至此，可謂絕唱矣。惜為前二句所累，筋骨畢露，令人厭憎，“葡萄美酒”一絕，便是無瑕之璧。盛唐地位不凡乃爾。
　　明代江盈科《雪濤小書》：唐人題沙場詩，愈思愈深，愈形容愈凄慘。其初但云“憑君莫話封候事，一將功成萬骨枯”，則愈悲矣，然其情尤顯。若晚唐詩云“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里人”，則悲慘之甚，令人一字一淚，幾不能讀。詩之窮工極變，此亦足以觀矣。
　　明代陸時雍《唐詩鏡》：此詩不減盛唐，第格力稍下耳。
　　明代唐汝詢《唐詩解》：余謂是聯晚唐中堪泣鬼神，于鱗莫之選，直為首句欠渾厚耳，然經尺之璧，正不當以纖瑕棄之。
　　明代唐汝詢《匯編唐詩十集》：唐云：想頭入細，堪泣鬼神，盛唐人所未發。
　　明代周珽《唐詩選脈會通評林》：何新之為镕意體。楊慎列為神品。梅純曰：后二句命意，可謂精到。初玩似不經意者，若在人，不知費幾多詞說。周啟琦曰：“穿天心，破片脅”之語，能使沙場磷火焰天。
　　清代陸次云《五朝詩善鳴集》：嵩伯《隴西行》四首，“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里人”，皆是此題佳句。
　　清代黃周星《唐詩快》：不曰“夢里魂”，而曰“夢里人”，殊令想者難想，讀者難讀。
　　清代賀裳《載酒園詩話又編》：陳陶《隴西行》“五千貂錦喪胡塵”，必為李陵事而作。漢武欲使匈奴兵毋得專向貳師，故令陵旁撓之。一念之動，殺五千人。陶譏此事，而但言閨情，唐詩所以深厚也。
　　清代沈德潛《唐詩別裁》：作苦詩無過于此者，然使王之渙、王昌齡為之，更有馀蘊。此時代使然，作者亦不知其然而然也。
　　清代宋宗元《網師園唐詩箋》：刺骨寒心。
　　清代吳瑞榮《唐詩箋要》：風骨棱露，與文昌《涼州》同一意境。唐中、晚時事日非，形之歌詠者，促切如此，風氣所不能強也。
　　清代王士禎《唐賢小三昧集續集》：刻骨傷心，感動頑艷。
　　清代蘅塘退士《唐詩三百首》：較之“一將功成萬骨枯”句更為沉痛。
　　近代高步瀛《唐宋詩舉要》：升庵推許不免太過，元美謂為前二句所累亦不然。若前二句不若此說，則后二句何從著筆？此特橫亙一盛唐、晚唐之見于胸中，故言之不能平允。
　　近代劉永濟《唐人絕句精華》：此詩以第三句“無定河邊骨”與第四句“春閨夢里人”一對照，自然使人讀之生感，較沈彬之“白骨已枯”二句，沉著相同，而辭采則此詩為勝。王世貞《藝苑卮言》雖賞此詩工妙，卻謂“惜為前二句所累，筋骨畢露，令人厭憎”，其立論殊怪誕。不知無前一句則不見后二句之妙。且貂錦五千乃精練之軍，一旦喪于胡塵，尤為可惜，故作者于前二句著重描繪，何以反病其“筋骨畢露”，至“令人厭憎”邪？
　　注：以上均為第二首詩點評。

　　⑴隴西行：樂府舊題，屬《相和歌·瑟調曲》。隴西，即今甘肅寧夏隴山以西的地方。
　　⑵漢主：漢武帝。東封：指漢武帝東封泰山事。古代帝王為顯揚自己的圣德，有時東封泰山，向天帝報人間太平。
　　⑶金闕：皇帝的宮闕。
　　⑷縱饒：縱使，即使。林胡塞：古代對西北邊塞的稱呼。
　　⑸磧地：河荒戈壁地區。
　　⑹匈奴：古代一支游牧民族，先秦時即已興起，有山戎、鬼方、獫狁、混夷、胡等名。漢時最為強盛，曾給中原王朝以極大威脅。
　　⑺貂錦：貂，一種動物，皮毛很珍貴。漢時，帝王的侍從有取其尾飾于冠上者。《漢書·燕刺王旦傳》：“郎中侍從者，著貂羽、黃金附蟬，皆號侍中。”錦，此指錦衣。后世有以“貂錦”為軍人服裝之代稱，但不常用。劉禹錫《和白侍郎送令狐相公鎮太原》：“十萬天兵貂錦衣，晉城風日斗生輝。”此詩中的“貂錦”是指邊塞將士。喪胡塵：死于胡地。
　　⑻無定河：按無定河有二，此指源出今內蒙古伊克昭盟烏審旗的無定河，經陜西流入黃河，因流急沙多，深淺不定而得名。無定河一帶，正是胡人老營，戰事最烈的地方。骨：犧牲的戰士的白骨。
　　⑼春閨：女子的住屋，此指戰死者的妻子。
　　⑽隴戍：邊防戍所。三看：多次看到。此句言戍守邊關已經若干年頭。
　　⑾樓煩：春秋戰國時國名。秦末服屬于匈奴。這里代指邊地。護羌兵：漢置護羌校尉駐隴西以鎮故羌。此泛指戍兵。
　　⑿黠虜：狡黠的胡虜。
　　⒀黑山：山名，在今陜西省榆林縣西。有黑水流經其下，故名黑山。因此地水草豐茂，故歷來為北胡入侵中原的要道。識龍蛇：對于龍蛇陣早已熟知于心中了。龍蛇，陣勢名稱。《孫子兵法》記有常山蛇陣，首尾相應。兵家有飛龍、騰蛇之陣。
　　⒁貴主：公主。
　　⒂胡風：胡人風俗。

　　這四首一組詠史邊塞詩，有一個共同的中心主題，就是反對窮兵舊武的侵略戰爭，主張民族和睦相處、友好往來。宋代孫光憲《北夢瑣言》稱贊陳陶其詩：“以負神仙之術，或露王霸之說。”他對戰爭的正義與非正義性質，他還是了然清楚，對于那種“黠虜迢迢未肯和”的情況，他還是主張“不斬天驕莫議歸”的。然而在這里，卻是他對自己時代主驕臣佞、開邊黷武、貽害無窮的委婉譴責。比起盛唐邊塞諸作的慷慨激昂來，其中所深蘊的哀怨悲傷情韻，卻要悠遠得多了。
　　第一首詩借寫漢朝之事來議刺唐朝的擴邊政策。前兩句直斥唐王朝開邊意未已，把戰爭硬說成是太平盛事，其狂驕神態可想而知，而下面臣子一味逢迎溜須拍馬，竟無一人敢在朝廷直諫議論，撤退開邊將士。兩句詩借古喻今，有感而發，情蘊理中，思與境偕，具有一種跨越時空、古今的歷史感。正是這種基于自己時代的歷史反思，才賦予下面兩句詩的議論帶有著意象迅速轉換的特點，內涵感情潛流的激蕩洶涌，不斷引發讀者的藝術想象力。
　　“縱饒奪得林胡塞，磧地桑麻種不成。”即使邊疆將士為國奮戰，侵奪了大片土地，那也是一片沙漠地帶。不要說無法種糊口的糧食，就是桑麻這些織料也是“種不成”的。語氣退讓一步，深含種種疑慮。這里有對唐皇好大喜功、開邊黷武的強烈憤慨，有對朝臣歌功頌德、無人議非的無情蔑視，有對邊地將士艱苦生活的歷歷關注，也有對匈奴人民被迫棄家去國的息息同情。所有這一切矛盾心境、雜糅感情，都統統包蘊在兩句詩中，令人領悟不盡、感慨萬千。
　　第二首詩是作者的代表作，贊揚了戍邊戰士奮勇殺敵，不畏犧牲的愛國精神，表現了詩人對在家中依然苦若相思并期待他們回家的妻子和情人們的深切同情以及對戰爭的沉痛控訴。虛實相對，宛若電影中的蒙太奇，用意工妙。詩情凄楚，吟來潸然淚下。
　　首二句以精煉概括的語言，敘述了一個慷慨悲壯的激戰場面。唐軍誓死殺敵，奮不顧身，但結果五千將士全部喪身“胡塵”。“誓掃”、“不顧”，表現了唐軍將士忠勇敢戰的氣概和獻身精神。唐代羽林軍穿錦衣貂裘，這里借指精銳部隊。部隊如此精良，戰死者達五千之眾，足見戰斗之激烈和傷亡之慘重。
　　接著，筆鋒一轉，逼出正意：“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里人。”這里沒有直寫戰爭帶來的悲慘景象，也沒有渲染家人的悲傷情緒，而是匠心獨運，把“河邊骨”和“春閨夢”聯系起來，寫閨中妻子不知征人戰死，仍然在夢中想見已成白骨的丈夫，使全詩產生震撼心靈的悲劇力量。知道親人死去，固然會引起悲傷，但確知親人的下落，畢竟是一種告慰。而這里，長年音訊杳然，征人早已變成無定河邊的枯骨，妻子卻還在夢境之中盼他早日歸來團聚。災難和不幸降臨到身上，不但毫不覺察，反而滿懷著熱切美好的希望，這才是真正的悲劇。
　　明代楊慎《升庵詩話》認為，此詩化用了漢代賈捐之《議罷珠崖疏》“父戰死于前，子斗傷于后，女子乘亭鄣，孤兒號于道，老母、寡妻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的文意，稱它“一變而妙，真奪胎換骨矣”。賈文著力渲染孤兒寡母遙祭追魂，痛哭于道的悲哀氣氛，寫得沉痛而富有情致。文中寫家人“設祭”、“想魂”，已知征人戰死。而陳陶詩中的少婦則深信丈夫還活著，絲毫不疑其已經死去，幾番夢中相逢。詩意更深摯，情景更凄慘，因而也更能使人一灑同情之淚。
　　這詩的跌宕處全在三、四兩句。“可憐”句緊承前句，為題中之義；“猶是”句蕩開一筆，另辟新境。“無定河邊骨”和“春閨夢里人”，一邊是現實，一邊是夢境；一邊是悲哀凄涼的枯骨，一邊是年輕英俊的戰士，虛實相對，榮枯迥異，造成強烈的藝術效果。一個“可憐”，一個“猶是”，包含著多么深沉的感慨，凝聚了詩人對戰死者及其家人的無限同情。
　　明代王世貞《藝苑卮言》贊賞此詩后二句“用意工妙”，但指責前二句“筋骨畢露”，后二句為其所累。其實，首句寫唐軍將士奮不顧身“誓掃匈奴”，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次句寫五千精良之兵，一旦之間喪身于“胡塵”，確實令人痛惜。征人戰死得悲壯，少婦的命運就更值得同情。所以這些描寫正是為后二句表現少婦思念征人張本。可以說，若無前二句明白暢達的敘述描寫作鋪墊，想亦難見后二句“用意”之“工妙”。
　　第三首詩寫已戊邊三年的士兵看到致人新兵換防一事，表現了對外戰爭的長期性以及對死亡將士深切同情。第四首詩寫敵人的頑強表現了戰爭的長期性，同時也表現了和親政策對外來少數民族的漢化作用。

 這組詩約作于唐宣宗大中（847—860）年間陳陶游學長安之時。唐代自安史之亂以后，國事式微，戰爭頻仍，邊境不斷遭受少數民族侵犯和騷擾。陳陶所處時代，戰亂之慘酷頻仍，已臻極致。這組詩無疑針對現實而發。